2008年11月13日,龙永图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本报记者杨杰摄
2008年11月13日,龙永图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本报记者杨杰摄
龙永图
自1992年开始,龙永图介入中国复关谈判。1997年2月被任命为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是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首席谈判代表。2001年12月,中国成功入世。2003年初,龙永图辞去了外经贸部副部长的职务,出任非官方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
从1986年递交申请,到2001年12月11日最终成为世贸成员,中国复关入世用了15年时间,参与谈判的代表黑发变白发。
2008年11月13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国贸办公室,回忆当初谈判的艰幸,曾任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的龙永图坦言,如果不是小平同志的直接推动,入世谈判可能还在“扯来扯去”。
“小平推动成为关键”
新京报:按照国际惯例,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时,恢复关贸总协定的合法地位,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龙永图:1971年联合国通过了2158号决议,把台湾驱逐出联合国以后,台湾在关贸总协定上的代表也被驱逐出去了,这样就在政治上为我们扫清了障碍,所以当时若要回到关贸总协定,写一封信就能参加。
新京报:当时为什么没有申请?
龙永图:当时,我们国家考虑,决定自己不参加。一个是因为我们研究了关贸总协定的章程,觉得它还是一个富国俱乐部。当时联合国成员有100多个,关贸总协定这时候才四五十个成员,多半是些发达国家。所以大家就觉得这是个富国俱乐部,我们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必要去凑这个富国俱乐部的热闹。
另外一条就是,它是搞市场经济的,对中国来讲,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我们进去以后遵守它的规则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就自主决定不参加。虽然他们邀请我们参加,但我们还是不参加。
新京报:后来为何又去申请?
龙永图: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出口越来越多,大概三分之一的出口都是纺织品。1981年的时候,关贸总协定搞了一个多边纺织品谈判,签署了《多种纤维协定》。它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是分配纺织品的全球配额。当时,如果你不参加这个协定,你就分配不到这个配额。没有配额的话,我们出口美国市场的就只能是一些非配额产品,受到配额管制的产品就不能出口。
当时为了解决这个实际问题,我们就申请参加这个多种纤维协定。关贸觉得中国是个纺织品出口大国,就同意了,虽然中国不是关贸成员。1983年,我们参加了多种纤维协定,然后我们的纺织品出口大增,有了配额我们尝到了甜头,觉得关贸总协定还是有一定的价值,所以1986年我们就开始申请了。
新京报: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龙永图:审查中国经济体制的时候,人家就逼着我们一定要承认中国在搞市场经济。那时,中国认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是一回事,我们不承认,我们说,中国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
他们不懂什么是商品经济体制,而且说,你一会儿市场调节一会儿计划调节,这种经济体制很不稳定,加入关贸以后就很难遵守关贸的规则。这个问题,从1986年一直拖到1992年,谈判没有多大进展。
新京报:就这么一直拖着?
龙永图:一直到小平同志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在这个重大理论突破以后,我们在1992年底,才在大会上承认我们在搞市场经济。这样才突破了这个难题。
新京报:邓小平对入世起了关键作用。
龙永图:小平对我们谈判的突破有直接推动,如果没有他,可能我们谈判到今天还在那扯来扯去。
新京报:谈判代表们对小平的感情都很深?
龙永图:是的,我们这些人对小平同志都有很深的感情。我记得,小平同志追悼会的时候我们在日内瓦,追悼会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日内瓦是凌晨3点。那时,我想一定要看看追悼会的现场直播,我就悄悄一个人3点钟起来看电视。我以为就我一个人看,后来灯全亮了,很多人都起来看小平追悼会直播。
新京报:市场经济扫清了障碍?
龙永图:那时开了十四大,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有了党的决议作为基础,我们就理直气壮地承认,我们搞市场经济,这样才结束了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审查。
新京报:我们承认搞市场经济,谈判对手都很高兴?
龙永图:是啊,他们主要觉得事情老是得不到突破,中国老不承认(市场经济),今天好不容易承认了。谈判谈了很多年,终于有了突破,他们很高兴,以为是他们“逼”出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是因为我们自己转变了。
再一个,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宣布搞市场经济,对全球经济来说是一个重大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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