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8日,奥运圣火燃起。依照往日观看重大新闻的习惯,高厚堃、俞敏洪、方楠、张立勇不约而同地在家中打开了两个电视频道:一个CCTV、一个BBC。
30年来,作为中国第一本英语学习杂志的创办人、新东方出国培训的土老大、留学牛津的优等生、英语自学的布道者,他们薪火相传。
放眼中国,从《FollowMe》、《疯狂英语》到《双语宝宝》,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学好英语的愿望从未消减。
30年过去,大洋彼岸的语言,已不可避免地嵌入了中国人的生活。
《英语学习》复苏
“1978年10月,中国第一本英语学习类杂志《英语学习》的复刊,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备吆駡页。
高厚堃,83岁,北京外国语大学离休教授。他是中国第一本汉英词典的编撰者之一,也是《英语学习》的创办人之一、第四任主编。
“(当时)社会大环境已经变了。北外西门口原来有个自制炼钢炉,刚刚拆了。工厂恢复生产,学;指唇萄,高考也恢复了。我的感觉是,荒废了很多年,各行各业都有一股学习的劲头!备吆駡一匾渌。
确实是水到渠成,环顾高厚堃四周,英语在这一刻成了人们迫切想掌握的一项技能。高厚堃的爱人当时在中科院植物所工作,为了给单位工作人员培训英语,她被领导派回来抢英语老师!白芩憧颊憧蒲辛。国际上通行的学术语言是英语。我们国家最早和苏联好,很多研究员开始学俄语,半道改了英语,‘文革’10年耽误下来,基本都扔得差不多了!
在社会上,学英语热也开始悄然兴起!队⒂镅啊犯纯,发行量很快达到50万份,数年后,更是猛增到100万份。而在1958年,这份杂志创刊时,首期发行量仅为2000册,最高时不过15000册左右。
1976年,现任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托尼·赛奇,曾以交换学生的身份,来到了中国的南京大学。他后来回忆说:“当地人对我们非常好奇,盯着我们看,但如果你想去搭话,他们就会退避三舍——他们认为和外国人说话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搭乘公共汽车时,只要看到我们在等车,他们就会马上让出一条路来,让我们先上车、坐下,接着,他们才一哄而上。在车上,中国人会和我们保持距离,虽然车上永远都那么拥挤,但我们身边5米范围内总有空位!
战斗的武器
复刊后,《英语学习》当时的主办者沿用了陈毅的题词,并在第二期重刊了陈毅1962年对外语师生的一次讲话。
讲话中,除了感慨自己留法时未能有精力学习语言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还总结了学习外语的意义:“掌握了外语,可以把外国人的长处介绍到中国来提高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还可以把我们的革命斗争经验介绍出去!
重刊这篇讲话,是因为文中一些提法放到这一刻依然很适用:外语学院的学生在校内是否可以只讲外语不讲汉语?一些人反对人家讲外语的做法对不对?学好英语是不是忽视政治的表现?学习用功的学生是不是个人主义?
复刊初期,征稿要求是:“革命回忆录、新长征的新人新事以及语音语法词汇方面的文章”。复刊一年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开放,《英语学习》的封底刊登了高厚堃译编的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的插曲《柳叶之歌》和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
对于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厚堃来说,音乐是他一生的爱好,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也躲在家中偷偷听古典音乐。对于《英语学习》来说,这是第一次刊登真正的英文歌曲,“编辑一开始拿不准,很慎重地开会研究了一次方才定下!
谨慎选稿,是那个年代留下的印迹!暗笔,办杂志有很多担心,担心把领导的名字印错了,担心作者的立场不对。我们的禁忌更多,还担心选稿的媒体是恶意攻击中国的媒体。为了保险,尽量刊登古典作家的作品。1966年,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只好?。后来说缺少新闻纸,但更真实的原因是,大家都担心出差错!
各种官方媒体上,学习英语是阶级斗争需要的论点,也被反复强调。
1978年的年初,《北京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以革命导师为榜样努力掌握外国语》,文中称:“努力掌握外国语这个武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78年的年底,为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文章中还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毛主席到晚年仍每天抽空学英语。工作人员见他如此刻苦,就问老人家,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学习外语?毛主席亲切地告诉她,这是斗争的需要。
选拔的标杆
1978年前后,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学好英语、开放国门对于中国的实际意义,但少数日后的精英人士已逐渐感受到,英语是一个选拔标准,一个超越芸芸众生的撑杆。
1978年年底,改革开放后选拔的第一批52名赴美留学访问学者在夜幕中离开北京。他们年龄最小的32岁,最大的49岁,学期2年。选拔标准有4个:政治、业务、外语、身体。外语取代出身,成了名列第三的选拔标准,并在实际中卡住了绝大多数的报名者。
临行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亲自接见他们,全国科协主席周培源、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到机场送行。美国机场迎接他们的则是美国国际交流署署长约翰·莱因哈特。
虽然莽撞而急促,但这已是一个开始。当年的英国《观察家报》还披露,中国已请求在下一年度向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分别派出500名以上的留学生。文章称:这些年轻人将充分地接触英文。
1978年,在国内,英语同样成了一个重要的选拔指标。前一年的12月,高考恢复,并“统一考试时间、统一考试内容、统一录取标准”。最后一条,尤令国人耳目一新。1978年的高考,英语列入了考试科目——“不计总分,但是录取的重要参考!
很难说得上是远见,还是一个无奈之举。数据显示,1977年的高考,报名者570万,录取27万;1978年高考,报名者610万,录取40.2万人。100分的卷子,数百万人参加,同一分数上有几十万人。录谁不录谁,总得有个标准,出身算一个,英语成绩也算一个。
英语的地位在这一刻就已悄然确立。此后的几十年,作为一个选拔标准,英语逐渐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左右着无数中国人的个人命运:1983年,初中升高中需考英语;1984年,英语正式列入高考科目;1999年,职称英语考试全国通行。
回到1978年,在北京,高厚堃参与编撰的中国第一部汉英词典完工。至此,新中国终于有了一本与英文世界沟通的工具书。
在江苏江阴的小镇里,16岁的俞敏洪登场,他参加了此次高考但落榜,英语只考了33分。俞敏洪的父亲是一名木匠,母亲是当地的生产队长。距离北京数千里之遥,这位女生产队长依然认识到了英语的重要性。在她的坚持下,高考英语考了33分的俞敏洪,成了附近一所中学的英语代课老师。
俞敏洪喜欢背字典,也许也背过高厚堃的词典。在第三次复读后,他考上了北大西语系的英语专业。大约又过了10年左右,俞敏洪出了一本教人背单词的GRE红宝书,红遍大江南北,重复了高厚堃的足迹。
千万人“跟我学”
1982年,凭借多年在英语教学领域的研究,高厚堃受官方委派,远赴澳大利亚,为当地的对华广播节目做编审。
一年后回国时,他带回了一些英文书籍和省吃俭用省下的2000美金。这笔钱先换成外汇券,又换成了家中的彩电、冰箱和儿子的一辆自行车!暗笔蔽镏屎芙羧,国内这些东西还没普及。家里有了这些东西,确实很方便生活,大家都很羡慕!
物质的刺激总是更直接、更有力一些。
1982年1月5日,《FollowMe》(跟我学)在中央电视台开播,高厚堃的同事胡文仲和英国人凯瑟琳搭档。外国人的原版教材第一次进入中国,让电视节目少、外国节目更少的中国人大开眼界。
在长春,方楠回忆说:“《跟我学》每星期二、四、六下午播。当时节目太少了,大家什么都看。我和奶奶坐在一起看稀奇——一些高鼻子的人在讲一些听不懂的话。这些人穿的东西、吃的东西、住的房子,都让人觉得新奇!”
这一年的《中国日报》上说:《跟我学》在中国拥有1000万观众,与中国当时居民拥有的电视机一样。此后不久,有资料披露,《跟我学》的教材当时在中国卖出了3000万册。
高厚堃回忆说,“也就是从1982年起,《许国璋英语》、《新概念英语》、《疯狂英语》、《华尔街英语》、《双语宝宝》在中国各个层面铺开,几乎每隔两三年,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神奇’教材!
与英语热相互呼应,一些英语能力优异的人,在社会的各个行业脱颖而出。高厚堃邻居的女儿,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1990年,这个女孩毕业后,依靠流利的英语从数千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入主正大综艺。仅仅9年后,《亚洲周刊》将“亚洲二十位社会与文化领袖”的头衔送给了她。她叫杨澜。
疯狂的英语
回到1980年,考上大学后,俞敏洪发现,虽然英语高考考了93分,但他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入校分班时,五十个同学分成三个班,他被分到A班。一个月以后,俞敏洪被直接调到了C班。C班叫做“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
这是中国大多数学英语人心中的隐痛,学习能力与实践运用能力严重脱节。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重复同样的悲哀——“用不用,都得学英语;学不学,都不会用英语!
一些支持的声音认为,作为一种国际沟通的工具,英语不再属于某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它正以空前的速度在全世界普及。为什么不努力去学习它呢?
另一些反对的声音则表示:应试教育下的中国,一个普通学生50%以上的学习精力都放在了外语上,与此同时,大多数学生的中文能力每况愈下。学英语是好事,但不等于事事都要考英语,中文国度,何必把英文摆到如此之高的地位呢?
争论,只是停留在了口头上。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人发现,学好英语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机会,要和外面的世界自由交流,就要会说、会写真正的英语。
这一愿望成就了很多人。1986年,在北京中关村,多次出国未成的北大留校老师俞敏洪,站在电线杆子前,一手拿浆糊刷,一手拿英语出国培训班的小广告,准备赚些小钱提高自己的家庭地位。20年之后的2006年9月7日,新东方(NYSE:EDU)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首日收盘价20.88美元。身为新东方董事局主席和CEO,俞敏洪身家2.42亿美元。
大约4年后,在甘肃兰州,兰大毕业生李阳创办的《疯狂英语》,依靠“教人张嘴说英语”的一招鲜,也开始了持续10多年风靡大江南北的历程。
身为英语教学界的先行者,高厚堃对这些神奇的教学方式并不迷信。他认为,一方面,传统课堂教学虽功不可没,但也的确需要反思。另一方面,一个人能否学好英语,并非一个神奇的教材或短期培训这些外力所能达到的,关键在于自身的长时间坚持。
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疯狂情形,以及应运而生的畸形的英语教育产业化,也吸引了新加坡纪录片导演莲·派克(LianPek)的摄像机。他曾是BBC和CNN的驻中国记者,会说汉语但不会认汉字。他先后采访了疯狂英语的主持人李阳、退休老人杨景琇、北京街头民警刘文立、广州小学生李琪琪,试图解释“中国为什么要如此狂热地学习英语”这个令西方人难解的疑问。
交流的工具
内部的反思、外界的质疑,从未对英语教育产业化的步伐产生影响。俞敏洪的2.42亿美元身家中,就有方楠的1280元,张立勇的23元。
1280元,是方楠一份雅思考前辅导班的费用。方楠是东北人。1988年,在小升初的考试中发挥出色,进入了当地的英语特色中学。2004年,方楠接受了新东方学校短暂的考前辅导后,以雅思7.5的成绩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并获得了英国文化交流协会提供的全额奖学金。
23元,是张立勇购买一本托福红宝书的费用。1999年,清华大学第15食堂厨师张立勇,熟读了这本词汇书后,考出了托福630分的高分。2004年,隐迹在灶台与饭勺之间的这位英语考试高手,出版了个人励志自传图书《英语神厨》。同年11月份,他被调往学校行政机关工作,业余时常受邀为人们讲述自己的英语奋斗史。
改革开放30年,从高厚堃到俞敏洪,再到方楠、张立勇,几代英语人薪火相传。他们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学英语逐渐回归其本来面目,成了一个个人爱好,一个与世界相互交流的工具。
2008年8月24日,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使用的“Exceptional”一词应该翻译成“非常出色”还是“无与伦比”,高厚堃给电视台打了一个研讨电话;方楠牛津大学的一个英国朋友,则提前来到北京,打算先看奥运会,而后进北大学汉语;英语神厨张立勇,以市民代表的身份接受了奥组委主席刘淇的会见,并开始在各个小区内教奥运英语。
这一刻,纪录片导演莲·派克已经回到新加坡。他为自己的片子取名《MadaboutEnglish》(疯狂的英语)。他称,“这是一部激励人心的影片,讲的不止是一个学英语的故事,还有梦想和坚持。你可以把它推及任何想达到的目标。坚韧、勤奋、自信和对梦想的渴望,是创造任何成功的必备品质!
回望1978年至今,随着政治力量从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中缓慢抽离,觉察游戏规则变化的先后、手中资源的多寡,以及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与能力,成了改变每个中国人命运中最关键的因素。英语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工具角色。
而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英语这种世界沟通工具的普及,使得中国与世界尽可能地无缝对接,人类社会的智慧财富,在两者之间自由流淌,共同繁衍更新。而我们的语言,已在大洋彼岸,成为新的“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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