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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

　　10月11日，夜幕下的哈尔滨，一家灯光昏暗的酒吧门前，一场口角演变为斗殴，当事一方4人中的一个年轻人在斗殴中不幸丧生，而当事另一方的6人全部为警察。

　　聚焦

　　当地警方应“整体回避”

　　10月11日晚发生在哈尔滨市铁路文化宫旁糖果酒吧门前一宗斗殴案，由于“警察”身份这一惹眼元素，被众多媒体称为“哈尔滨六警察打死体校大学生案”，一时成为时下最受关注的事件。

　　这起案件开始就有双方当事人存在高官背景的传言，接着发生网友怀疑网络传播的现场视频可能被剪辑处理，后来又出现警方拒绝家属请专家参与尸检，以及警方曾两次派人协商和解遭拒，整个过程扑朔迷离，更加让人们关注其公正性。

　　对此，有人提出不能让“身份”干扰司法的呼吁，也有人建议此案实行异地调查，这其实都涉及到法律中的回避制度。

　　在许多人看来，我国法律规定的回避制度似乎仅仅指关联方的个体回避，而不包括其“娘家人”的整体回避。表面上看，这种说法并不违背现行法律法规，但实际上却是对法律本质的曲解。

　　《警察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人民警察在办理治安案件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当事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

　　在这里，前两款的利害关系基本限于近亲属，而第三款的范围则是宽泛的。按照第三款的回避原则，只要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并且会影响到其他社会公众对执法公正的信任，那么就应该回避。这个回避既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多个人，甚至是某个集体的所有人。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应当回避的利害关系人，不仅仅指物质利益上的利害关系，也可能指法律上或道德上的利害关系。比如，在人们担心当地警方“自查自纠”，难以完全消除“感情色彩”甚至于“手下留情”时，涉案的六名警察(犯罪嫌疑人)或许同样会担心，当地警方可能为了自身形象或平息公众舆论，不惜“大义灭亲”，自己很可能受警察身份所累，成为“警察身份”的牺牲品。

　　笔者认为，为了厘清公权和私权的边界，真正从根本上消除警察身份对办案的影响，“哈尔滨命案”的侦查应当实行整体回避，尽力避免执法人员作出情法抉择，避免公众对调查公正性产生不信任的疑虑。

　　公正的前提是公开

　　那是夜幕下的哈尔滨，那是灯光昏暗的酒吧门前，那是一场由口角演变而来的斗殴，当事一方4人中的一个年轻人在斗殴中不幸丧生，而当事另一方的6人全部为警察。一起刑事案件，经由媒体披露后，成为一次舆论事件。在短短几天时间里，真相一波三折，案情峰回路转，引发了人们对于案件本身和事件之外许多问题的激烈争论。直到眼下，一切远未平息，事态仍将演进。

　　在看似纷繁复杂的谜局面前，人们需要笃定坚守的信条或许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公开的强光照亮夜幕下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