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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日报：记者博客不该成最后的诉求通道

　　扬子晚报：还有多少事要“惊动总理”

　　10月6日，国务院组成山西娄烦尖山铁矿“8•1”特别重大排土场垮塌事故调查组，调查组组长、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王德学表态，这起事故并非当初认定的自然灾害，而是重大责任事故。安全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7日称，已把是否存在事故瞒报作为重要调查内容。

　　这起事故最初仅被报道为“造成11人死亡的山体滑坡事故”。安全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昨天对本报表示，此事件之所以从“自然灾害”变为“重大责任事故”源自一名记者发表在博客上的《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一封信》，此信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

　　昨天，记者电话采访了《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他谈了采访这起事故的前前后后。

　　采访受限住在工地

　　新京报：你是怎么关注到这个事件的？

　　孙春龙：8月1日，山西省娄烦县发生山体滑坡，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第二天就关注到这个新闻，因为我以前做过很多山西的报道，比如山西假记者泛滥，得到过李长春、刘云山的批示，山西的官煤勾结等。

　　新京报：当初你就觉得有瞒报？

　　孙春龙：在最初的报道中，死亡的数字为9人，这个逼近于10人这个死亡人数节点的数字，已经引起了我的怀疑，我又上了百度娄烦吧去看，上面果然很多人指责这个数字的水分，还有人自称是遇难者的亲属。于是我又通过当地的朋友去了解，知道有可能瞒报。随后，我就去了娄烦县。

　　新京报：采访顺利吗？

　　孙春龙：我知道当地会可能提防记者，所以在没有到娄烦的时候，我就下了车，过检查站的时候，果然有警察在查车，当然也有可能是奥运安保的需要，但他们看到长得像记者的人，就会问是不是记者。到了娄烦也没有住宾馆，而是住在建筑工地里，住了两天。如果住在宾馆，也会有人来查，问是不是记者。我在采访遇难者家属时，每隔两三个小时就会有当地政府人士打电话询问他们在哪里。我和几位家属在大街上有过短暂的露面，随后，一位家属就接到电话，被问及身边的小伙子是干什么的。一位来自北京的记者身份暴露后，当地政府派专车将其送到太原。

　　新京报：这种情况之下，你是怎么了解到41个人的死亡名单的？

　　孙春龙：我去了之后，就是通过家属来联系，通过一个家属，了解到另一个家属，接触到了几十个家属，我让数十名家属把遇难亲人的名单写出来，有的当地政府已经和他们签了赔偿协议，很早，8月4日就签了。为了核实没有协议的名单，我的同事王晓还一个个打电话到所在的村委会去问，最终确认了这份名单是准确无误的。

　　新京报：通过你的调查，你了解当地是通过怎样的手段瞒报人数的？签了赔偿协议就不止11人吧？这说明政府早就知道比11人要多。

　　孙春龙：当时并没有挖出来，还只能说是失踪，所以在法律上，我们并不能明确说他就是瞒报，而且他们也是说还在搜救阶段。我们只是把这个事实写出来：我们了解的情况，是40多人遇难，而当地对外报道的，一直是11人。

　　三次举报没有效果

　　新京报：在这封《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信》中，你用了“我不是来打酱油的”，“我也不会做俯卧撑”等网络语言，有没有担心表达效果？

　　孙春龙：我没有想到这封信会被高层关注，所以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些词的表达效果。只觉得当时心情很悲怒，这些词表达了我当时的情绪。

　　新京报：这封信并没有想到会被高层关注？

　　孙春龙：当然没想到。那天是在中秋节，心里很难受，稿子出来之后也没有结果。在现场的时候，家属对我们充满期待，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只有通过记者这条路了。同时也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记者来，没有一个报道出来。是不是拿了钱了？

　　新京报：在写博客之前，你们有没有通过正常途径举报？

　　孙春龙：8月17日，我们分别拨通了山西省及太原市安监局的举报电话。山西省安监局表示接到过不少有关此次事故的举报电话，针对提出的估计有100多人死亡的举报，接线人员明确表示不可能，他认为是道听途说。太原市安监局表示市里的调查组已经介入调查，具体情况并不是很清楚。而娄烦县安监局的举报电话一直无法接通。

　　新京报：之后你就想到了把稿件与举报信发到博客上？

　　孙春龙：我有把稿子放到博客上的习惯，就把举报信也放到博客上了。再不做，这个事情就没有机会了。我心里一想到现场就难受啊，他们的亲人就埋在土堆下，他们在旁边烧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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