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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责只是手段，而非目的，问责可以平息民怨，但决不只是为了平息民怨。在问责官员已成常态的现实下，进一步强化问责决策透明度，提高公信力，是完善问责制度，约束和督促权力尽职尽责，以及让官员时刻保持对权力有敬畏之心的必要之举和根本途径。

　　2008年的9月，称得上“官场震荡月”，许多地方的领导人名单将就此改写：9月14日，因“9·8” 溃坝事故，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9月16日，因“三鹿奶粉”事故，石家庄市分管农业生产的副市长张发旺等相关责任人被免职，两天后，市长冀纯堂被提请免去市长职务；9月21日，深圳龙岗区副区长黄海广因“9·20”特大火灾被提名免职；9月22日，因“9·21”登封矿难，登封市市长吴福民被建议免职。

　　各类事故频发，必然要有人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权力问责首当其冲。尤值一提的是，由于这几起安全事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为责任，性质特别恶劣，在同一时段集中爆发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对公共安全的冲击非常之大，及时、高效、严厉的问责，不仅能体现出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权力的烱戒，也是对民意的郑重回应和对公众心理的适度安抚。

　　但在高调“免职”声中，公众仍需对问责的决策过程保持必要的警惕和持续发问。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知道哪些官员被免职了，还需了解他们为什么被免职，是出于直接责任，还是出于间接责任，哪些人负的是法律责任，哪些人负的仅仅是道义责任。进一步而言，这些被问责的官员中，有没有人涉嫌官商勾结，有没有人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有没有人恣意玩弄权术，任意而为。这些问题，不能因为一个“免职”令而石沉大海，更不能游离于公众视野之外。我以为，这不仅是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也是为了给这些被免职官员一个公正的政治评价。

　　公众不可能去仔细区分何为“提请免职”，何为“建议免职”，但公众肯定想知道，为什么免职的是他，而不是另一个人，以及被免职官员在事件当中究竟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固然，我们可以解释为，这几起事件的问责均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的，真相正在调查之中，但关键因素，恐怕还在于当前的问责决策过程不够透明的习惯性思维。从“官员被免职后迅速销声匿迹，过段时间再悄然复出”的过往经验来看，此时不问，“免职”便难有下文。

　　问责只是手段，而非目的，问责可以平息民怨，但决不只是为了平息民怨。在问责官员已成常态的现实下，进一步强化问责决策透明度，提高公信力，是完善问责制度，约束和督促权力尽职尽责，以及让官员时刻保持对权力有敬畏之心的必要之举和根本途径。(吴龙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