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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使节是国与国交流的第一桥梁，用不同以往的“新面孔”示人，现在已经是中国外交的迫切要求

　　前不久，中国驻英大使傅莹在英国主流报纸《卫报》刊出《展示中国的美好面貌》一文，以朴实、柔性的语言告诉英国读者“奥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变化”、“中国将向何处去”等问题，在当地引起了良好反响。

　　而早在今年4月份，她就曾用同样的方式讲述自己在圣火传递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同样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中国外交官该如何直面世界？

　　外交官要重视非官方活动

　　由于外事纪律和工作习惯等原因，中国外交官于驻在国给人的印象，往往显得讲原则有余，讲策略不足；刚性有余，柔性不足；“说汉语”有余，“说外语”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傅莹大使的做法显得独树一帜，让人耳目一新，并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议论。其实，傅莹大使所做的，正是国际外交界多数外交官员普遍的做法。

　　按照国际外交界通行的理念，外交使节的作用就是和驻在国打交道，把本国的政策、民意、国情介绍给当地，同时把当地的政策、民意、国情反馈回本国。这就要求外交官首先要熟谙本国国情，其次要熟谙所在国国情，否则便无法“对话”。

　　国外许多外交使节对非官方、非正式和非安排性的活动都非常重视和热心。他们中有些人热衷于和文化界、教育界人士打交道，有些则频繁赴各地巡访、交流，出席各种访谈、对话场合，和媒体乃至普通人打交道，甚至亲自回复当地人士的来信。

　　说让对方能听懂的“外语”

　　外交使节的使命是相互沟通，而沟通的先决条件，则是学会说话，学会倾听。

　　所谓说话，并不仅仅指语言能力，也不限于官方场合的会晤、礼节拜访和新闻发布，而是通过各种渠道，用当地普通民众最习惯、最容易听懂的语言，把本国的情况翔实、生动地介绍给他们，从而加强了解，减少误解。所谓倾听，也不仅仅是简单地当一个录音机、笔记本、传声筒，而是在充分了解所在国的社会习惯、民意基础和政治文化特点情况下，努力用当地的思维习惯去捕捉所在国各阶层的真实想法和意图，并确切无误地反馈回国内，以便国内有关部门据此作出及时、准确、有效的反应，避免因误解而造成的判断失误。

　　傅莹大使在英国主流媒体上，以外交官和普通作者的双重身份撰文，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沟通方式。因为驻在国主流媒体受众多、反响大，通过这一渠道进行沟通，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渠道毕竟只是客观条件，外交官本人必须充分掌握当地民众的阅读、思维和理解习惯，用“外语”来沟通，才能充分发挥媒体的力量。

　　这里所说的“外语”，并非指语言能力，而是指语言习惯。只有用所在国民众习惯的表达方式去说，去听，只有懂得这种“外语”，才能更多地传递善意，化解误会。如果只是“以我为主”，不顾听众、读者的接受习惯，结果往往是吃力不讨好，你说了一大箩，人家该误会还误会，该反感还反感。

　　中国驻外官员需要“新面孔”

　　“外交无小事”，这话当然没错。所谓“无小事”，是指在外事工作中对任何细节都要提高到国家荣誉和尊严的高度去理解，不能掉以轻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外交官在当地要无时无刻板着一张死板脸孔，用生硬、保守、封闭的态度应付那些“小事”。

　　与外国同行相比，中国驻外官员如今几乎清一色是外语干部，语言的便利原本有利于相互交流和沟通。但由于种种原因，使得不少中国外交官并不善于折冲樽俎以外的沟通交流，不善于“说话”和“听话”，而只是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正规外事活动，集中在对本国政策、国情和民意的“宣读”而非“诠释”上。他们说的其实也不少，但往往一来场合不对——喜欢在“官面”上讲，在记者会上讲，在侨领面前讲，殊不知许多国家的民众崇尚“大政府、小社会”，民众对“官面”的消息未必关注；二来说话方式不对——一味按照本国的习惯和逻辑照本宣科，而不重视所在国民众的习惯和逻辑，不重视用对方爱听、习惯听、听得明白的方式方法去沟通和讨论，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外交使节是国与国交流的先锋队和第一桥梁，而以不同以往的“新面孔”示人已经是中国外交发展的迫切要求。傅莹大使在英国的做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也为众多中国外交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提升，与各国间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显得越来越重要，因而也更需要出现越来越多像傅莹大使这样善于“说外语”的外交官。(陶短房 旅加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