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越是能够较好地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对于“公众参与”的欢迎和接受程度越高。极端而言，一个封建专制暴君统治下的政府，决不会讨论如何鼓励与支持公众参与的问题。能够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涉及“信息不对称”原理。
在规范研究领域，信息不对称大致带来两种问题：即隐藏信息与隐藏行动，简单说来就是“我知道的事情不让你知道，我干的事情也不让你知道�！卑凑招畔⒕醚У母拍�，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源自外部的约束不可能完全解决隐蔽行动的问题。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审计署、监察部都在努力工作，但是贪官和腐败却依然存在。
孟德斯鸠相信：“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这反映了西方政治文化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和控制的愿望。但是，再大的权力还是权力，三权分立也不能走出道德的困境。相比之下，倒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隐蔽信息和隐蔽行动的事实更有说服力。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只有在信息公开化有效存在的前提下，“众目睽睽”才能够成为制约权力、使权力不被滥用的有效手段。
如果存在源自内部的约束，则政府没有或较少存在隐蔽信息和隐蔽行动的故意，自然希望透过公众参与的方式，减少由于客观因素造成的信息不对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越是开明民主的政府越是欢迎和鼓励公众参与”。反而言之，就会不遗余力地选择“隐蔽信息”和“隐蔽行动”。
民主政府与专制社会的分野，并不在于民主政府由众人驾驭，而专制制度下的政府由少数人操作。由于社会管理的效率问题最终总要转变为成本的制约，所以社会事务的管理总是由少数人完成的，民主社会也不例外。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仅仅在于社会信息公开化的程度。与专制制度相比较，民主社会信息公开性强、透明度高，其社会成员的知情权受到明确保障。以此为基础，要使公众参与成为完善社会管理活动的一条渠道，信息公开化就是最为基本的保证条件。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公开化，公众参与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龚益，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综合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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