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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为孩子之死心碎，呼吁查豆腐渣工程元凶。

　　中央政府说要严查。

　　查到校长，校长说我们早把教学楼检修建议上报教育局了。

　　查到教育局，教育局说，我们早把检修报告上报市县领导了。

　　查到市县领导，领导说，我们也没钱啊，某某文件上说盖教学楼的费用就是×××元一平方米，教育经费就那么点儿，我们能怎么办啊，跟省里要省里也不给啊。

　　查到省领导，领导说，中央本来就规定教育经费是市县级自理嘛。

　　查到建筑设计师，设计师说，本来本地教学楼抗震标准就是7级，它来个8级，我有什么办法。

　　查到施工队，施工队说预制板是容易塌，它不是便宜吗？预算就那么点儿，我们能怎么办。

　　查到验收员，验收员说甲方催着要货，哪有那么多时间仔仔细细地查？

　　我写这些，并不仅仅是嘲讽“官僚推诿”，而是我确实想不出来这事具体应该怪谁。校方、教育局、县市领导、省领导、设计师、施工队、验收员……好像都有道义责任，但却说不清谁应该负法律责任。归根到底，长期轻视基础教育投资，倒真是一大“罪过”。

　　以下几种情况下法律责任很容易界定：1)施工方刻意“偷工减料”以提高利润，那么施工方和验收方应该付法律责任；2)设计方马马虎虎，没有按照法定抗震标准设计，那么设计方和验收方应该负法律责任；3)教育局和地方政府贪污或者挪动校舍建设资金，或者接受贿赂将工程包给不合格的建筑商，那么相关官员要负法律责任；4)在具有资金和能力的情况下，官员面对下级的“危房”报告采取“不作为”行为，那么他们也应该负法律责任。

　　不知道倒的楼里有多少合乎上述几种情况。

　　很多人在“豆腐渣教学楼”问题暴露之后群情激愤，这种心情在灾民，尤其是有孩子伤亡的家长当中，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对于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而言，既然要反思，就要理性反思。不少人简直像亲眼见到“贪官”从“施工队”手里收取贿赂似的言之凿凿，但我宁愿在以下事实清楚之前暂缓定论：校舍倒塌面积和当地其他大型建筑倒塌的比例比较；倒塌校舍的建校时间和当地抗震标准出台时间的对比；当地抗震标准和倒塌建筑实际抗震标准；当地校舍建筑投资标准和实际投资数额。不是我不想站出来骂人，实际上骂人的造型又痛快又叫座，但我觉得对于媒体和关心公共领域的人而言，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和骂人的勇气一样重要。

　　理性反思和骂街反思的区别就在于，只有前者才能推导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比如：是否要修改抗震标准；是否要改变教学楼的建筑格局；是否要改变各级政府间的教育投资结构；如何提高公共建筑“施工队”的招标透明度和“验房员”的资格审核标准；如何加大基础教育资金投入及其使用的透明度；如何尽快系统检修地震带现有的教学楼……而骂街反思的结论一般只有一个：杀一批贪官。

　　很多人遇事喜欢笼统地高呼“杀贪官”，我却觉得这些个豆腐渣工程，反映出中国各行各业都缺乏职业道德。一个验房员不尽职尽责地好好验房，也要怪“贪官”吗？您可以说“归根结底来说还是要怪贪官……”，那好，全中国人都可以顶在这个逻辑下面，啥也不干，干也不好好干，以骂街为职业了。很多人还常常觉得“杀几个贪官”就能解决问题，当年朱元璋杀那么多“贪官”，最后杀出一个无比腐朽的大明王朝。本着法治精神，我却觉得任何惩戒都必须清晰到：什么证据表明，谁，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违反了哪条法律。

　　法治精神和“阶级斗争精神”的区别在于，只有个体的行为、而不是他所属的某种“集体身份”(“地主富农”、“当官的”、“房地产商”、“经济学家”、……)，可以成为评定其“罪行”的依据。只有真正的法治精神，才能拯救这个几千年来在“暴政”和“暴民”之间循环梦魇的民族，只有法治。(刘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