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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完整的“心脏地带”的陆权势力已被海权势力冲击得七零八落，陆权作为古代世界主角已经让位于海权

　　“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结构”是海洋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引发海权的第一要素。只要人类同海洋发生关系，迟早会形成“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这种经济结构一旦形成，迟早要召唤强大的海权，无论古代、中世纪还是近现代，也无论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

　　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都表明，海权对陆权具有绝对的优势，掌握制海权的一方可在世界范围调动各种资源来压垮坚持陆权战略的一方。海权能够凝聚分散的陆权势力从而形成合力，因而是陆权的“倍增器”，因此，获得强大海权的陆权帝国的影响力和寿命要远远超过没有海权的陆权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何英国与德国在北非发生激烈争夺？因为德国一旦占领北非控制中东后，就会把英国本土同它的庞大殖民区域拦腰截断，英国就无法调动雄厚的海外力量投入战争。

　　从历史宏观而论，大致从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开始，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提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出现于同“心脏地带”毗连的“内新月形地带”，世界贸易中心由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海权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向强大的陆权挑战。17世纪至21世纪之间，更出现了海权势力对陆权势力进逼的总体趋势。冷战的结果就是海权对陆权的胜利。代表“心脏地带”陆权势力的苏东集团崩溃后，海权势力很快占据上风，美英为核心的海权势力以“外新月形地带”和“内新月形地带”为前进基地，迅速从东、南、西三个方向突入“心脏地带”。在欧洲方向上，通过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等契机，从西面渗入“心脏地带”。在亚洲方面，以“9•11”恐怖主义袭击为契机，美英在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和地中海地区集结兵力，先对阿富汗塔利班开战，随后发动推翻萨达姆政权的第二次海湾战争，由西南和南面进入“心脏地带”，美国通过阿富汗战争趁势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建立军事基地，并对蒙古实施军事援助，从东面楔入“心脏地带”。这种战略格局表明：昔日完整的“心脏地带”的陆权势力已被海权势力冲击得七零八落，陆权势力全面处于守势。陆权作为古代世界主角已经让位于海权。

　　海权势力压倒陆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由海洋贸易引发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社会制度最初产生于沿海地区，相对地处“内新月形地带”的西欧国家而言，“心脏地带”的国家都属于后发展国家，在经济、技术、政治、文化等变革方面经常滞后；航海贸易经济产生竞争的社会机制，激发了社会的创造发明欲望，往往成为科学技术进步的持续动力源；科学技术进步不断转换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内新月形地带”的国家在军事上总是领先一步；同时，航海贸易的市场经济制度抚育出能够保障自身并与自身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而民主政治体制保证了个人自由权利和创造力的发挥及社会财富积累、科学技术、军事力量的持续正常发展。相反，具有长期农耕、游牧传统的“心脏地带”国家往往采取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权体制，形成专制社会，对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有着天然抵触倾向，从而形成漫长的由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过渡期，使得“心脏地带”的国家在迈向现代化时步履蹒跚，在政治制度、科学技术、财富积累、内部凝聚力、军事力量等方面全面落后于“内新月形地带”。

　　中国正由传统内陆农耕国家演变成现代海洋国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

　　考察百年左右的时间，不难看出中国社会转型的清晰轨迹：即从传统农耕“内向型经济形态”向“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形态”的演变，由此带动了中国社会的文化、政治、军事、外交、法律、教育、道德、风俗等全面转型。尽管因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影响，百年转型过程中出现过曲折和断裂，然而基本趋势未变，尤其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社会转型呈现加速趋势。时至今日，我国对国际能源的资源型商品的依赖程度增加。我国原油、铁矿砂、氧化铝、铜矿石等进口依存度已经高达40%～90%。随着中国日益快速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已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状态，中国正由传统内陆农耕国家演变成现代海洋国家，这是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

　　因此，这次海权意识的觉醒与晚清“洋务运动”时的觉醒完全不同。那时的海权意识在思想上停留于器物层面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经济形态上以同近代海军不兼容的、极其脆弱的“内向型农耕经济”为基础，军事态势上仅仅为了防御来自海上的入侵。这次海权意识的觉醒则建立在经济结构发生质变、国家海上生命线凸显、国家安全越出主权范围以及社会全面转型的自觉认知基础上。在国防意识中，海权由陆权之盾变为陆权之矛。

　　在西方历史上，能与目前中国海权意识勃然萌发可比照的是16世纪末的英国和荷兰及19世纪末的美国。19世纪末，美国工业总产量跃居世界首位，生产高速发展，产品急剧增加，国内资本和商品生产严重过剩，急需开拓国际贸易和海外市场。马汉的传世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3～1783》代表了美国社会对海权的呼声，并把美国带到了辽阔的海上。美国海军界人士始终认为，美国自美西战争以来所取得的历次重大战争胜利以及美国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并成为世界超级大国，都应归功于马汉和马汉所创立的“海权论”。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建设强大海权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强烈，这一现象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是不可思议的。面对中国建设海权的呼声，某些西方国家和周边地区对中国深怀疑惧之心，就连我们自己亦感惊诧。别人的疑惧、我们的惊诧，都来自历史经验和启示，来自西方历史上现代化转型初期的某些现象与当下中国转型期某些现象重合的事实，来自“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召唤强大海权的千古不变的历史定式，以及国家政治、外交、军事等即将面向海洋的逻辑展开。

　　中国海权战略的预设前提应该是“世界前景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在“国际协作”和“单打独斗”之间寻求平衡点

　　中国海权战略的确立既受自身文明转型的影响，同时还受世界文明转型的影响。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渐深入、各种国际组织力量的剧增、联合国权威不断增强，如果世界不可逆转地按这种趋势发展，那么人类文明将会产生质变。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将被抛弃，文明可能进入“永久和平”的境界。中国海权战略的规划最终取决于对世界文明的前景判断。例如，目前的和平是永久性质的，抑或是暂时的？是仍然处于自古以来的战争与和平周期循环中，还是摆脱了这种周期？显然，这两个问题都无法回答。我们只能承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世界前景是不确定的。这个令人沮丧的事实却正是中国未来海权战略的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中国社会的文明转型将使我们不得不从陆权走向海权，而世界文明转型的“不确定性”促使我们要考虑选择怎样的海权战略。中国海权战略的预设前提应该是“世界前景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在“国际协作”和“单打独斗”之间寻求平衡点。

　　随着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海洋文明的转型，在同外部世界的交往过程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处理同主权之外却又涉及国家生存利益的地区的矛盾？如何使国防建设同主权之外却涉及国家生存的安全需要相适应？如何区分以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同维护国家正当海外权益而使用的正当军事威慑？如何坚持和平崛起的长远方针、避免近现代西方国家把崛起演变成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运动？远洋海军达到怎样的规模才能足以威慑对我海上生命线的威胁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探讨。(作者倪乐雄是上海政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