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自己的外交生涯:
“不会交流?你完蛋了!”
广州日报记者:您一直很强调交流,记得您在书里讲到一个例子,讲我们国家的一些人包括官员,到外国去跟外国人交流的时候,经常用“天气怎么样啊”这样的套话。那么您作为外交官,如何看待交流能力的重要性?
吴:一个外交官,会交流和不会交流,差别极大,一个会交流的外交官,可以在他所在的国家很活跃,到处见到他的身影。
你会看到媒体上有关于他的报道,他对公众发表演说、到学校去讲话,出现什么有关中国的问题,记者就来采访他。他的活跃,可以让世界更加感觉到中国的存在,外交官会交流很重要的。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当过葡萄牙的前任部长,他说:“你不会交流,‘完蛋了’,对公众来讲,不会交流你就没有任何作用!蹦闼翟诩依锼滥惆,所以我想外交官会交流是必备的。
广州日报记者:作为外交官,您所说的会交流与普通人之间的交往,有什么区别?
吴:外交官的行为是国家行为,他的任务是促进中国与外国之间加深了解,减少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阻力,促进中国同世界的合作。
交流的目的是,第一,了解中国现在的状况;第二,大家很关心中国向何处去,那么中国的方针是什么,要能够跟人家讲清楚;第三,他要跟人家讲清楚,必须要懂得对方,知己知彼。
我怎么讲人家听得懂,怎么讲人家听不懂,不仅是翻译成外文的问题,因为外国人和我们的思路不一样,听得懂的语言,还要是人家听得懂的逻辑,听得懂的事例来讲。
还有一点是要诚,做外交官也是这样,因为你不诚恳就交不到朋友啊。
广州日报记者:听说您任法国大使期间,跟希拉克总统夫妇的关系不错,中法关系也相当融洽。那段经历您是不是印象特别深刻?
吴:当然,我当了9年大使,从1994年到2003年,在法国干了四年零8个月,这是我最后一任在外交一线工作。而且这个时期两国的关系发展的势头很好,所以我在大使的位置上也能够对这种发展的势头予以促进,沟通双方领导人的一些想法,做了一些促进的工作。
广州日报记者:我看到您在书里讲,如何去跟希拉克夫妇接近,了解他们,这段经历对您对外交的认识有没有什么促进或者改变?
吴:当然,人对问题的认识总是不断深入的,1994年我出去当大使的第一任到荷兰去当大使,一年下来,我总结了六个字,“调研、沟通、建议”。到了驻法国之后,我又加了两个字:接待。因为这是中国特色,咱们大批的人走出国门。我在巴黎期间,每年接待光副部级别的代表团20多起。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当成包袱,我正好去向国内介绍法国,而且这些出去的人一般都有一定身份,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可以问很多问题。对外我可以总结出八个字,“调研、沟通、建议、接待”。
广州日报记者:吴院长在您担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的时期,中国人还很少在国际组织中担任主官,在您看来,担任这个主官对中国人是一种挑战,还是可以借之做很多事情?
吴:是一种挑战,当然这和能做很多事情是结合在一起的。国际展览局1931年成立的,中国人没有当过主席,亚洲人没当过主席,发展中国家也没当过主席,我就占了许多的第一。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2005年3月23号,爱知县世博会在日本举行。我在讲话中提出世博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非洲国家举行过,我说让我们共同努力,把世博会带到非洲,要塑造那里的环境。摩洛哥后来就申办了2012年世博会,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那是第一次,后来,很多人说只有你们中国人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替发展中国家着想。
广州日报记者:我很好奇,您处理一个外交事件或者是突发事件的时候,信息如何收集,如何去思考,最后如何做出决定?
吴:一般遇到一个事情我不急于下结论,我听,大家怎么看,包括自己的下属。然后这个过程慢慢形成自己的想法,跟人家去交流。
有的时候我发表演说,我讲了看会场的反应,是在认真听,是在交头接耳,还是摇头、点头,有些话讲得人家觉得很有道理,有些话还需要调整,外交工作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
我这个人特点不大容易满足,生活有意思就在这里,总是能追求做得更好。
吴建民小传
1939年出生于重庆。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
1961年到1965年,常驻布达佩斯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任代表翻译。曾经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纽约)任二秘、参赞等职,任中国驻欧共体使团及比利时使馆参赞。1991年到1994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发言人。1994年到1998年,历任中国驻荷兰大使、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1998年到2003年,任中国驻法国大使。
现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 (记者 赵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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