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19日电 据《工人日报》报道，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存在过过分夸大个人责任失误，相关群体在变革中承受了过大的代价。
郑功成说，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从一开始便被动地跟着经济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走，当国有企业改革成为整个改革事业的中心时，社会保障改革便成为为之配套的改革，造成的后果是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小，非国有企业及其他单位职工迟迟未能纳入社会保险体系；而统账结合形态的新制度因国有企业改革及经济效益的不平衡而在现实中变形，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迄今仍然未能够实现全国统筹，对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及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并因制度实施的不平衡造成不同企业人工成本的差异而损害着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公平竞争环境，相关群体亦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中承受了过大的代价。在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初期非常被动地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状态，后来又显得过急。改革中部门职责紊乱、决策机制与管理体制无序是一个深刻教训。
当前，住房、医疗和教育成为压在人们身上的新的三座大山，这是否和社会保障改革出现失误有关系？对此，郑功成表示，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这些问题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是可以避免。以往在改革中，实际上存在着过分夸大个人责任的失误。
郑功成说，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是缩小社会不公平，并通过化解个人或家庭生活中的风险来维护国民的生活信心。然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过分强调个人负责的政策导向与舆论渲染，如，片面宣扬城镇居民住宅的私有化与自有化，片面强调养老、医疗保险乃至教育方面的自我负责，造成了居民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恐惧，这些方面的后顾之忧急剧上升，继而吝啬消费、扩张储蓄，以备将来养老、医疗、子女教育、住房等不时之需。与此同时，在制度安排中还存在着忽略乡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失误。而广大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贫困问题依然严重、流动的农村劳动力大军正面临着工伤风险和职业病袭击等问题。
郑功成指出，基于现阶段各种民生问题的突显大多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相关，国家近几年在教育、住房、医疗、扶贫等方面的措施也明显地具有了针对性。
郑功成认为，社会保障投入应随GDP的增长不断增长，同时必须持续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他希望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在“十一五”期末达到20%，超常规地提高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应成为衡量国家财政公共性的核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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