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平均每年从中国各地到南非访问的公务团有200多个，公务团一般由5至6人组成，平均每人的花费大约5万至6万元人民币，算下来中国公务团南非豪华游一年花费5千万。更关键的是，这些人基本不事公务，基本上都是志在游山玩水。
(《国际先驱导报》5月28日)
对于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等现象的治理无力，首先与目前公共财政体系的不透明和直接指向领导干部职务消费的制度不合理有关。公共财政体系存在“体内循环”与“体外循环”两套规则，财政收入、税收与拨款等“体内循环”虽然已经实现了收支两条线，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中间环节过多等因素，造成财政收入容易被中途截流挪用。而各种收费、“小金库”、账外账等“体外循环”就更加缺乏有效监督。这使得地方官员有足够多的钱用于公款旅游吃喝之类隐性消费。
而对于领导干部职务消费，有关部门过去出台的一些文件，多是提出倡导性的规则，就是要艰苦奋斗，不能大吃大喝，不能公款旅游，不能公款出国等等。但仅仅停留在辨别是非标准的规则，显然只能起到道德软约束的表面作用。由于缺乏足够的惩戒性，所以官员付出的违规成本相当微小，等于反向“激励”了官员们继续用公款潇洒游世界。
为什么利用公款吃喝旅游的现象，在其他一些国家微乎其微？关键就在于那些国家有一整套刚性规则———对政府公共财政“入口”的控制，杜绝所谓税收以外的各种收费项目。一个相对较“穷”的政府，没有能力大手大脚。而以预算审议、过程监督到全程审计为基础所构建的严格监管体系，对公共财政使用可以细致到一角一厘，尽可能缩小了官员在财政中“拔毛”的制度漏洞。对于官员的公款吃喝旅游行为，国外惩罚力度之高，足以让一个官员在丑闻暴露后立即终结政治生命，要么以引咎辞职方式自动离开，要么将接受来自公众质询与政府问责的双重压力。这就难怪国外官员在高压线面前不敢轻举妄动。
反观我国对公款吃喝旅游现象的治理，多以自上而下、而又弹性十足的行政管理为主，缺乏来自第三方的舆论监督、司法追责。假设对这些严重的公款消费行为以腐败论罪，让官员们不但乌纱帽保不住，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他们还能脸不红心不跳地揣着公款周游世界么？(毕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