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最大的公平
《民主与法制时报》：四川大竹县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对县委书记、公安局长停职的处理，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一个趋向？
毛寿龙：对，这样处理比较好。
王长江：那要看具体的情况。有的地方事情比较复杂，像四川大竹县的事件比较简单，就是应该处理的没有及时处理，结果引起百姓对政府不满。有时可能是双方的因素造成的，由于体制本身不健全，信息不对称，可能百姓会有一些误解。由此引起的事情，党委政府可能有一定的问题，对有关负责人进行处理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应松年：《公务员法》里也有这样的规定，公务人员对违法案件应该查处的不去查处或者不认真查处，那也是违法的。这件事情就对县委书记、公安局长做出了停职的处理。按照法律规定办案，这样做我相信也能够迅速平息群体性事件。所谓公平就是要依照法律规定办案，法律是最大的公平。
《民主与法制时报》：群体性事件体现出一些基层干部水平不高，化解矛盾的能力不强，它的矛头往往指向与群众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基层政府，政府应该怎样解决这一问题？
毛寿龙：这个方面可以对基层干部做一些培训。如果紧急的话，比较难处理的事件、发生重大事件可以请些谈判专家来处理这种事件。党员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应该会有所帮助，不过，它主要还是政策学习作用，起一个辅助的作用。
王长江：从具体的事情本身来说，可能有干部要提高水平的问题。从更大的范围来讲，可能就不止提高水平的问题了。这就需要设置一种合理的制度，他不提高也得提高，不学习也得学习，不和百姓联系也得联系，自然就好得多了。
应松年：那当然了。对百姓来说，政府工作人员态度就是政府的态度。实际上，这件事情是政府里面某个人干的，但是百姓把它看成是政府干的事情，而不是一个人干的，不管具体是谁干的。对百姓而言，政府是一个整体，所以才有这么大的权力。政府应该承担起责任，处理好这种事情。群众如果觉得政府的行为做的不符合法律，可以提出诉讼，还有一些其他的渠道。这一套制度实际上都是针对事发以后的制度，是事后救济制度。比如说事情发生了，可以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提出信访，可以向有关机关提起行政复议、提起诉讼来解决问题，那么就可以不参与群体性事件。法律出台之后要具体实施，不要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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