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您认为小平同志南巡及发表的重要讲话关键解决了什么问题？
李灏：南巡讲话对全国而言，既是动力又是压力。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体制被正式写入党章和宪法。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用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走得通的。
要处理好普遍政策与特殊政策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地方，不统一不好，统得过死也不好。在实行统一政策的同时，如果没有留下一些能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措施的空间，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便会受到影响。假如当初中央不让广东、福建在改革开放上先走一步，不允许特区作改革试验的话，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的改革开放将如何向前推进，也不会有今天的辉煌。
《第一财经日报》：小平南巡时在深圳、珠海等地视察的企业，大都已今非昔比，深圳更是涌现出大量优秀的民营企业，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李灏：深圳的确在之后的15年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这一现象一点也不奇怪。首先，深圳在当时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便已开始发生改变，国有企业在进行政企分离后，也不再占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同时，为搞活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我们还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我们对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一视同仁的政策。再次，1987年，我们便出台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决定，鼓励兴办各种形式的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的发展，体制环境很重要，不是说政府下命令办好哪个企业就能办好。而在同样的环境下，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成功，还须要有一批富有才干的管理人才和技术骨干。这些企业能在深圳诞生，按照华为公司老总任正非的话，是因为深圳当时能为他们提供“准生证”，是因为深圳着力营造一个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土壤和环境。
深港合作关乎深圳未来
《第一财经日报》：小平南巡后，有关深圳经济特区的争论并没有停止。您如何看待争论对深圳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李灏：1995年，一位学者发表文章认为，经济特区是靠寻租发展起来的，特区与非特区存在不平等竞争，应当取消特区的这些政策甚至取消特区，从而引起一场大的辩论。
说句公道话，这位学者的话也有一定道理。但他却忽略了一个问题：特区不仅参与国内的竞争，还要参与国际竞争，后者当然更重要。这一点，我认为即使到现在也应该加以强调。
现在国际上有很多自由港区、自由贸易区等，不仅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纷纷在兴办这类特区，而这些地区都实行低税率。如果我们特区的税率很高，拿什么来和人家竞争呢？
至于正在酝酿出台的两法合并，我是完全赞同的。现在正是合并的好时机。就我的理解，两法合并是解决内、外资企业税率不同的问题，与特区的政策是不同范畴的事。实际上特区从建立早期起，就已经对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税率。现行的税率与香港及国外一些特区近似，应当是可行的，我想中央会考虑到这个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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