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的地产商化，有着深层的制度合力使然，唯有体制性难题得到根本解决，新一轮中国城镇化“动车组”方能跑得又稳又快，不再重复“昨天的故事”。

　　近日在京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是一次令人瞩目的会议。此次高规格的会议，系统全面地研究和阐述了推进城镇化的时代背景、战略意义、基本原则和六大重点任务，可谓从最高决策层的层面为下一阶段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定了基调、画好蓝图，即将破题落笔、进入实操。

　　在这种宏伟的蓝图和全面的利好面前，如何让中央的战略意图落到实处、不打折扣，避免偏差、误读甚至曲解，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亿人的大国来说，依然可以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崎岖的，必须对困难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而在诸多困难之中，尤其要警惕片面的“经营城市”思想卷土重来。

　　客观辩证地看，多年前颇为流行的“经营城市”理念，在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让刚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的人们感到耳目一新、启发良多，也为不少城市的赶超式、跨越式大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从高速公路的“借鸡生蛋”，到招商引资的“借船出海”，再到与房地产开发商联手打造各类“新城”、以花样繁多的融资平台为“城市运营”输血……种种尝试，为城市硬件更新换代、城市财政注入一股活力。然而，上一轮城镇化的大发展也遗留下显而易见的诸多毛病。其中最遭人诟病的便是，地方政府在这种城镇化进程中部分地“地产商化”，“经营城市”简化、异化为偏颇的“经营城市地块”。

　　从而，土地财政渐次成为制约地方政府转型的严重掣肘，最明显的莫过于城市住房问题的积重难返，以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与“住宅新城”的巨大脱节。两院院士吴良镛就曾批评，各地不断人为生造的超大规模的“住宅城”已成为制造交通拥堵的源头，由于“住宅城”的就业功能、成熟城市配套等功能区布局的缺乏，致使大量人口每日如潮水般在城郊之间奔涌。反之，医院、学校、垃圾处理场等公共设施跟不上城市和人口扩张速度。与此同时，炒地、卖地冲动，又刺激着“城市经营者”的“包装冲动”——早在十年前，中国便有182座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约占全国667座城市总数的27%。如此贪大求洋、狂飙突进式的勃勃雄心背后，隐约闪烁着很多城市对地价升值的揠苗助长式渴望。

　　可以说，三十年来城市化进程中的两个最大的跃进化现象，一是人口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土地的快速城市化，二是经营城市的冲动超越经济发展规律，均与这种偏颇的“经营城市”思想有着直接关系。而下一轮城镇化之所以被称为“新型城镇化”，原因也莫过于此。

　　此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既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这些表述，说明中央对过往的城镇化发展的短板看得很清晰，也未雨绸缪、打下了预防针。

　　当然，地方政府的地产商化，有着深层的制度合力使然，包括以往干部考核的唯GDP论、中央与地方收入分成的财税体制等等。唯有体制性难题得到根本解决，新一轮中国城镇化“动车组”方能跑得又稳又快，不再重复“昨天的故事”。上述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关注并有论述，希望早日变成具体举措，避免在一些地方，偏颇的“经营城市”思想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杀个“回马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