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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去年是话剧百年，你曾说要演满100场，如今你以演《李白》作结，早已超过百场。演完《李白》心情一定不同吧？
濮存昕：《李白》最后一场我的状态最好。演完后我回家和爱人还喝了庆功酒，要知道，去年话剧百年一年之中我滴酒未沾，因为我怕嗓子上火影响了演出。其实去年对我以及所有话剧人来说，是一个历史的纪念，我要有个总结。
新京报：我看你今年的计划还是满满当当。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命，你不怕影响质量吗？
濮存昕：话剧百年是一个机会。并且，作为话剧演员，而且年富力强，我就要多演、多创造角色。如今这个演出密度我挺得意，没人能这么演戏。但我也不是机器，没有积累和热情，他们会认为你在耍着玩，所以我是在玩真的，也是为了检验自己有没有这个量。
新京报：你这两年的新作品很多，比如《建筑大师》、《白鹿原》、《大将军》等等，应该说如今是你最得意的时候吧？
濮存昕：是我有了得意的状态。我曾经夸海口说60岁我还想进步，这不是吹牛。一个人要追求人生价值，要做出业绩，追求功名也不是什么错。但是有了之后如何对待是一门学问。精彩的艺术形象是演员用生命来营造的。他决定你能否让观众对你还有期待，如果没有了精彩，你就过时了，只能演配角，你就要从名利场中撤出去。
谈艺术观千万不要伤害“林兆华们”
新京报：话剧领域你是佼佼者，可影视方面你曾称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角色，除了弘一法师和鲁迅。是因为你和他们之间有相像之处吗？
濮存昕：这话该反过来说。有机缘演这两个人物，发现他们对我有影响。比如鲁迅，为什么如今他是我们民族文化界的旗帜，因为他在文化的基本态度上是一个非常真切而且做得彻底的人。这就是他的独到之处。
而今天，譬如林兆华，譬如文化艺术界的一些勇于创新不走俗套的文艺家，千万不要伤害他们。因为从文化形态上看，这种创造太难了。我甚至说姜文，看完他的《太阳照常升起》，我很感动。在今天这个集体语境中，还能有这么独特的个人声音和创作色彩，虽然这种东西不可能大众化、市场化、不可能被所有人接受，但是中国还有这种东西，全世界都应该去欣赏。
新京报：人艺很多老导演，比如你的父亲苏民，还有郑榕、蓝天野等老先生，他们的艺术观点似乎与林兆华都不同。
濮存昕：蓝天野写狂草，于是之写行草，我父亲写隶书。郑榕画工笔画，朱旭下棋、拉京胡。都反映着这些前辈艺术家的个人性情。就比如我父亲，他比较工整，他讲究理法，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地去做事，而林兆华恰恰破的就是理，他觉得先不要束缚，不要你给我铺好路子我再走，我自己先蹚。其实在这之前，胡伟明导演也好，王贵导演也好，都在做这样的事，只是林兆华做得最系统，而且死猪不怕开水烫，你只要让我排戏，我就做。其他爱怎么样怎么样。
新京报：你一向给人感觉比较严谨，却又有些“标新立异”。
濮存昕：我一向顺向思维，是个听话的孩子，但是我骨子里亲近这种特立独行。我父亲看《刺客》，说舞台在林兆华手里太自由了，他可以自己随便打破自己营造起来的氛围。其实我父亲也能客观地评价林兆华。我能悟到和这些大师合作后受到的影响。也包括塑造的很多文化先贤的角色，比如李白、曹植、弘一法师、鲁迅，他们的人生坎坷和内心世界的精神生活，对我都有影响。所以当演员，而且到我这份上，是多得意的事，可现在非要你当官，真的当不了啊。
谈人艺 没有高人，会议等于白开
新京报：你曾经说，你是“演员中想当知识分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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