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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温承德
意大利水城的宽银幕还没有揭开，姜文的新片《太阳照常升起》就已经成为国内外媒体的宠儿。第64届威尼斯电影节上，“中国风”照样刮起，连评委会主席都是中国人张艺谋。
而这一切，我们要感念一个人，马尔科•穆勒——威尼斯电影节主席。
几十年来，他就像古罗马的筑路人一样，从北京修了一条通往威尼斯的路，让中国的电影、导演和演员沿着这条“电影丝绸之路”，先走进了威尼斯的殿堂，再走向戛纳、柏林，然后走向奥斯卡的金色大殿。
跪倒在章子怡石榴裙下
每次和马尔科•穆勒见面总是在我们共同的朋友——桑德拉•拉瓦尼诺教授家里。
1980年，我第一次见到马尔科。那时我们都很年轻，二十几岁，马尔科还比我小一岁。但他显得很老成，持重，博学。令我感到惊喜的是，他说一口漂亮标准的汉语。直到现在，他也是意大利为数很少的几个汉学家和研究中国的学者中最出色者之一。然而他最让人钦佩的倒不是中文多么好，对中国多么了解，而是他对于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
上世纪70年代末，在意大利电影院里几乎看不到中国影片的踪影，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中国人的形象，也是外国影片中歪曲了的角色。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就是当时意大利人看到比较真实直观的唯一影片了，对于中国文化他们也是所知寥寥。至今，普通的意大利人仍不知道《红楼梦》，不知道鲁迅和巴金。不像在中国，很多人还是知道但丁和《神曲》，薄伽丘和《十日谈》的。
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意大利的电影院里、电视上陆续出现了许多译制的中国影片，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和《黄土地》等等。我的邻居都是文化人，每次他们看了中国电影后，总要来找我交流观感。
这一切，都离不开马尔科的功劳。
走出国门、走进国际电影节，再走向千家万户，这是中国电影的三级跳。我最看重的是最后一个环节，这是最大的飞跃。能够到电影节上观摩参展影片的人毕竟是少数，电影节上的光怪陆离和富丽堂皇也许不久便烟消云散。然而一部不朽的作品，却是永恒的，让你眷念它；抑或那一个你热爱的导演或演员逝去了，你会为他(她)流泪。为了让中国电影走进千家万户，马尔科花了30年时间。
去年，当他作为威尼斯电影节的主席双膝跪地，拜倒在章子怡的石榴裙下的时候，他已经成功了。
这个镜头太精彩：身着黑色礼服的马尔科，幽默庄严；身着桃红色晚礼服的章子怡落落大方，灿烂大笑。全场轰动，记者席上，闪光灯连成一片。这幅照片早已传遍世界各地。当时我还不能理解，为何持重的马尔科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事后想来，这个镜头比多少笔墨都更具说服力。
此时此刻，镜头聚焦的是两个人，一个威尼斯电影节的主席，几十年研究、译介和推广中国电影的马尔科，另一个是标志中国电影前途的年轻影星，背景是金狮和红毯。这是一个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重要历史镜头，象征中国电影走到了前台，也演绎了马尔科•穆勒几十年的历程。
把中国“恋人”带回家
镁光灯下的马尔科，尽是辉煌，与风光无限的中国导演和演员站在一起。然而为了这一刻，马尔科一走就是30多年。
马尔科•穆勒1953年生于罗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为他的成长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大学期间他一直研读人类学和东方学，毕业后从事过音乐教学。
1974年，他来到中国，和中国电影一见钟情。他迷上了谢晋和他导演的电影，以至于所有中国的那些老片子。于是他萌生了把中国电影介绍到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愿望。
爱上中国电影这个“恋人”，他又像其他意大利男人一样，要千方百计地将“她”带回意大利这块既古老又浪漫的土地。
上世纪70年代末，马尔科回到意大利后，放弃了原先的音乐教育工作，开始专心研究电影，特别是中国电影。他为欧洲的一些报纸和期刊写文章，策划电影丛书，译介中国的电影。电影的译介和宣传工作是开路的先锋，这是需要学识、文采和文化底蕴的。马尔科认为，早期中国电影的写实意义比意大利电影的新现实主义早了整整十年！
这是何等的高见，需要独特的勇气。这给那些中外电影比较研究的学者指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1979年，马尔科在都灵独立创办了“电的影子”(Ombre Elettriche)电影节，把中国电影大规模地呈现在国际同行面前。之后他又担任了佩扎罗电影节、鹿特丹电影节主席；1983年，他在佩扎罗电影节安排了“亚洲电影面面观”单元，组织专题放映香港电影。
20多年前在都灵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是迄今为止在外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中国电影展。马尔科将举办地选在都灵颇有深意。这里有意大利国家电影博物馆，是世界上最重要、收集电影资料最丰富的电影博物馆之一。
那一次中国影展，展示了近百部中国电影，从最早的默片《劳工之爱情》(1925年)到当年最新影片《天云山传奇》。马尔科奔波于中国和意大利之间，不仅说服中国电影主管部门允许这么多片子走出国门，又游说意大利有关部门，特别是都灵市政府，解决经费和场地等各方面问题。
电的影子，最美丽的祝贺
1986年，马尔科在电影研究和组织方面的突出才华引起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注意，他们请马尔科专门负责亚洲的选片工作。从此，他担任该电影节选片委员会的亚洲区选片工作长达18年之久。
上任第一年，他就将凌子风导演的《原野》送到了威尼斯电影节，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参加国外大型影展的影片。第一部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的中国大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也是由他推荐的。
马尔科说：“西方人特别是欧洲人，如果真正想了解中国电影走过的发展道路，只能从了解过去的中国电影，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的电影开始。”可是，中国老电影的胶片需要修复。马尔科四处奔走，促成了意大利普拉达基金会、威尼斯双年艺术展电影部与中国电影资料馆合作，花了大约60多万欧元修复1934年到1949年期间上海的10部名作。整个修复工作邀请了优秀技师尼古拉•马赞蒂参与，他曾修复了卓别林的经典影片。在他的指导下，修复后的影片画面清晰、稳定而有层次感，还原了影片原声效果。
2004年起，马尔科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席。他对古老的“金狮”做了一些改革，使之成为一个“灵活轻快”的电影节。马尔科曾许下诺言：“到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时候，威尼斯电影节一定会用最美丽的方式来祝贺。”
2005年是中国电影的百年华诞，当年的第6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特别设立“中国电影回顾单元”。就在电影节开幕的同一天，马尔科主编的《电的影子》出版和发行。这是一本旨在让更多的观众真正了解中国电影的书籍。马尔科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多少年后，当人们提到马尔科时，他不仅仅是制片人、电影史家、影评人，更是将中国电影推向世界的第一人。当中国电影人走在国际电影节的红地毯时，我们要感念马尔科•穆勒，不能忘记这些曾经帮助中国电影的朋友们。
(摘自《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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