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性,但不写共产党英雄形象
修订过的《谈“色,戒”》,明显地篇幅较初稿多了一千字,对观点详细阐述,自辩的风采更浓:“我写的不是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当然有人性,也有正常的人性的弱点,不然势必人物类型化,成了共产党文艺里一套板的英雄形象。”
对于女主角王佳芝的心理状态,张爱玲一再阐述得更详尽,如何演戏后上了“瘾头”,“散场后兴奋得松弛不下来”,自己觉得扮戏特别美艳,那是舞台的魅力,甚至“舍不得他们走”,至于“疯到天亮”,“只是凌晨去吃小馆子,雨中步行送两个女生回去”,但却令“域外人先生不知道怎么想到歪里去了!
张爱玲的修订稿,可以说是和她的幕后支柱宋淇的共同创作,除了加入宋淇的观点外,她“反击敌人”胆量也壮大了,直斥域外人“断章取义”、“罗织入人之罪”。文末,张爱玲干脆删掉了借“人间”另一篇文章“极目楚天阔之二﹕放怀纵览世界文坛”的两段落,不再抒发心迹,又或者,不屑向域外人抒发作家的心怀抱负,文末由初稿的“笔墨战”却升级为“笔墨官司”,更指斥对方误解,而“我到底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负责”。捍卫文学创作的气焰和激情,表露无遗。
《谈“色,戒”》修订稿最后加上《羊毛出在羊身上》为题,也是宋淇自作主张,张爱玲对他绝对信任。宋淇解释《羊毛出在羊身上》一题:“意旨主角王佳芝是『外行学特务』,牺牲了性命;二指域外人外行评论,发表错误意见!
张爱玲自辩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一文刊登后,熟知张爱玲“脾气”的宋淇,于七九年二月曾去函张爱玲,交代文章刊登后外界反应:“你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一出,《中国时报》高高兴兴登了出来。最近友人返台过年,都云情形较稳重,而且国家和百姓之间的关系,反而比从前更接近……”
由此可见,《色,戒》引起的风波,一度成为张爱玲内心的暗涌,虽云“下不为例”,但从她寄给宋淇再三修订的稿件,可见他们预期到谈敏感题材可能带来的争议。
张爱玲朋友不多,但每年圣诞,她都会致函她曾任职的美国新闻处的主管Dick McCarthy。就在《色,戒》小说引起争议期间,张爱玲寄给Dick McCarthy的英文信上,为被人诬蔑为“歌颂汉奸”,流露了不忿之情:
“今年问题真多,最近被一些台湾小人批评一个短篇,说内容歌颂汉奸,该小说是宋淇一直默默协助我,并替我校正的。那些人的话说得很无稽……无可避免地,我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色,戒》其后收入《惘然记》一书中,张爱玲于序言中不觉又再提起盘绕她心中的汉奸梦魇:“写反面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内心,只能站在外面骂,或加以丑化?”
张爱玲在《惘然记》中的序中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期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至于那些材料是甚么?有没有考据,已不重要,因为:“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张爱玲一生中唯有此情可待的最爱,呼之欲出,但她选择独自缅怀追忆,萦绕脑海三十年的,已是笔墨不能形容的东西,除了至死不休的惘然外,岁月悠悠,一切都付回忆中了。(马霭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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