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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2月4日电 据澳门日报报道，澳门立法议员徐伟坤和梁庆庭都认同有条件降低归责龄，增加阻吓力。偶有青少年的犯罪行为虽未达“极度严重的犯罪”，但其负面示范作用令社会震惊，所以他们认为有需要探讨青少年可能涉及“极度严重的犯罪”的刑种。

　　徐伟坤表示，时下青少年心智早熟，思想虽超越成年人却忽略后果，所以认同将刑事归责龄有条件由16岁降至14岁，令犯错的青少年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外，并接受思想矫正，及早改过自新。

　　然而，在“极度严重的犯罪”的范围上有必要界定清楚。如强奸、杀人和严重伤人等，无疑是“极度严重的犯罪”，但其影响性仅属相关受害者。如贩毒罪行，其祸害遍及面广，对其他青少年甚至公众都会构成负面影响，过去不少案件均涉及青少年贩毒、藏毒行为，所以是否需要将贩毒及其它同等罪行列入归责范围内，也是值得探讨的部分。

　　另一方面，在基础教育方面有需要加强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教育，让青少年知悉犯罪后果，包括对受害者的身心伤害，以及自己将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从教育着手预防犯罪。

　　梁庆庭则认为，根据研究报告显示，降低归责龄至14岁具有科学根据，普遍得到社会和专业界别的认同，采取稳妥和循序渐进的方式在法制改革上踏出第一步。然而，坊间意见认为，除了上述3种严重罪行外，是否有其它刑种需要纳入青少年归责部分，有值得探讨的空间。

　　梁庆庭指出，现在较突出的青少年问题如校园性暴力事件，这类行为虽不致构成强奸罪，但对受害人造成严重的心理和身体伤害，对其他人构成负面示范作用，原则上与强奸行为相近。如贩毒、举行毒品派对等罪行虽不是“极度严重的犯罪”范围内，但社会有需要让青少年知悉罪行的严重性，所以在“极度严重的犯罪”刑种方面仍有探讨的需要。

　　另一方面，有反对意见指降低归责龄会将年少犯错的青少年标签化，梁庆庭认为有必要澄清概念，检讨归责龄的目的不是要对犯罪青少年标签化或打击，而是要通过教育和处罚两者并行，对青少年施予适当的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