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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储蓄率在国际范围内的确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因此，学术界和决策层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应该将降低国内储蓄率视为缩小经常账户顺差，进而缓解流动性过剩、遏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根本途径。

　　但问题并非那么简单。

　　中国的储蓄率一直比较高已经是事实，但中国经济在2001年前并没有出现失衡，这说明，我国的储蓄率是在最近几年才上升的。统计结果也支持该观点，2001年以前的储蓄率一直在40%左右，2001年以后增加到了43%以上。但该结论与老百姓的感受似乎有很大差异，从微观上来说，如果储蓄率增加，那么居民的生活应该越来越轻松才对，但实际上显然与此不符，原因何在？

　　近年来居民储蓄占国内储蓄的比率一直是下降的，但企业的储蓄比率和政府的储蓄比率是上升的。这说明近年来中国国内储蓄居高不下的原因不是由于居民储蓄率过高，而是因为企业和政府储蓄的迅速增长。因此，我认为，中国经济的症结之所在不简单是总储蓄率高的问题，而是与储蓄结构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在最近几年出现上升趋势而居民的储蓄出现下降？经济结构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导致了财富在居民和企业、政府之间的重新分配？

　　从时间上看，上述结构变化发生在2001年之后，这个时间与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是完全吻合的。在笔者看来，这不仅是时间上的吻合，在逻辑上也是一致的。

　　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是1998年正式开始的，2001年基本结束。随着住房改革的完成，城市居民需要到市场去购买住房，使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房改之前，居民用于住的支出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房改之后，此项支出迅速增加。因为我国城市居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住房极度紧张，在房改之后，压抑了数十年的住房需求迅速释放，这样的需求释放与房价上涨相互强化，使2001年之后我国房地产价格一直处在上涨趋势中。在国民收入分配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这样一个过程必然导致居民储蓄的不断下降。

　　住房制度改革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减少了，尽管工资里有专项的住房补贴(有些以住房公积金的名义出现)，但从总体上来说，企业在职工住房上的支出一定是大幅度减少了。另外，在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过程中，企业通过囤积土地及房地产开发取得了超额利润。这些都使得企业的储蓄比例增加。

　　房地产价格的迅速上涨使政府通过出让土地及从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征税得到的收入必然大幅度增加。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储蓄比例也是上升的。同样，在房地产强劲复苏的带动下，所有资源类商品的价格都大幅飙升，其结果与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所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进一步增加了政府和企业的储蓄比例，而居民储蓄比例则相对下降。

　　由此可见，住房制度改革才是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最根本原因。

　　问题的原因找到了，但解决问题的答案并非简单。因为让住房制度退回到老路上去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就需要我们在新的环境下调整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笔者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政府在住房、教育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在涉及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住房用地上应该减免所有的费用成本，政府也应该用财政支出来建设部分住房，供低收入群体使用。显然，政府目前在这方面已经有所作为，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笔者想强调的是，这些政策并非短期的应急之策，而是长期需要落实的政策，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必须政策。

　　第二、通过政策调控来改变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预期。让老百姓对房价的预期由快速上涨变为稳定，就可以延缓和平抑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冲动。

　　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政府出台的关于完善住房制度及对调控房地产价格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不仅可以缓解社会矛盾，而且可以改变经济失衡，是一箭双雕之举。

　　(尹中立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