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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关于大学生的议论往往语惊四座。在政协会议上，人大校长纪宝成认为：“只要我们不用精英教育的观念看待大学生就业，就不存在就业问题……大学生为什么就不能杀猪了？”政协委员饶曼尼说，“做修脚工也能实现自我！年轻人就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在全国人大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龚学平提议，“我建议大学教育恢复5年制，高职由现在的两年制改为三年制，第一年搞军训。”

　　听到这些提案，可能诸位觉得这些提法和几十年前简单化解决年轻人就业的提法有些相似，那个时代也是城市满足不了年轻人的就业，就让年轻人“上山下乡”，千方百计延迟他们的就业。虽然时代变迁，这些不同年代的决策者对毕业生的态度是一致的，把毕业生看作是社会的负担，而没有把他们当作人才、当作社会最有价值的资产看待，满足于给他们一个糊口的饭碗了事。

　　纪校长没有考虑到毕业生的失望，更没有考虑到农村家庭供养一个大学生的绝望。为了供养一个大学生，他的家庭可能倾其所有甚至负债累累，而他若只能去杀猪，何时才能还清欠债？若读了大学却被迫杀猪，又有几个人能够安分守己？

　　而龚主任的初衷是“缓和就业压力，至少缓和一年”。军训一年无需大学生“付费”，看似大气，其实不然。大学生可以不用为军训付费，但谁为大学生的大好“青春”付费呢？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哪位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在大学里面多浪费一年青春。

　　对于大学生就业难的本质，也许一个局外人的观察更为理性，郎咸平去年在吉林大学演讲讲道：中国的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源头，不是大学专业不对口，而是中国的生产越来越占据国际产业链的低端。而美国需要那么多大学生，是因为它所掌握的是产业链里面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它要通过大学生的通才教育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如果代表委员更多地关注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高，创造出更多管理型的职位，更多地关注经济宏观面的改善，创造出更多高薪酬的职位，这会比直接去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效果要好得多。 记者 吴润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