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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一些高校为提高学生社会实践的宣传力度，专门设置了奖项用来奖励暑期实践做得比较成功的团队，奖金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媒体是否参与报道是评审的主要标准之一。7月以来，浙江某媒体已经接待了10多家高校的学生，被要求报道其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容。(《现代金报》8月3日)

　　让大学生走出校园，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对实际问题进行调研分析，既有利于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又加深了对基本国情的认识，这样的社会实践当然是好东西。但笔者发现，眼下高校中美其名曰社会实践的活动，不是被浅化成了走马观花的“暑期公费游”，就是被种种功利的奖项所驱使变成了谋取现实利益的标签，报道中“争相要求见报发表”就是一例。如此的社会实践既浪费了学校的宝贵经费，又玷污了社会实践的美名，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坏东西。

　　2006年暑假，笔者参加了我所在高校组织的一个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容是到中部某省农村进行为期半个月的新农村政策宣讲。临行前，学校在操场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出发仪式，又是发服装又是授旗，回来后又将有关实践的报道和实践中拍摄的照片做成展板在全校展示，后来还获得了学校的好评。说实话，作为亲历过这次实践的一员，我看着这些贴满报道和照片的宣传展板实在感到羞愧——这半个月我们住的是当地镇政府为我们安排的最好的招待所，每日来回有空调大巴接送，宣讲时就是发放一些宣传材料，仅此而已。

　　一直都觉得自己经历的这次社会实践很虚很假，但一次和在天津某校就读的同学聊天后才发现，我所经历的社会实践只是小儿科。同学说他参加过一项社会实践，内容是对北京地铁进行调研，他们一行人在地铁中拍了几张照片，发了几张问卷就班师回朝了。更绝的是，有几名同学申请了社会实践经费后，连装模作样地出去走走看看都省了，几千元的经费几个人一平分，直接在网上搜索相关资料，稍加整合，一篇实践报告就出来了。

　　初衷很好的社会实践如何变成了坏东西？笔者认为，这与组织者为社会实践附加上太多的利益和奖励但又缺乏有效地审查监督有关。有太多的利益和奖励与社会实践挂钩，使得实践者不再是花心思如何认识、解决所实践的问题，而是费尽心机地宣传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实践成果，进而谋得奖金、加分、评优评先等利益，此外，一些直接分管社会实践的院领导，把社会实践当做自己政绩工程来抓也使社会实践变了味道。而相关审查和监督的缺失则助长了“暑假公费游”、“买一份盖好章的社会实践报告”等怪现象的产生。(田国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