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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在陕北时，毛泽东对斯诺讲过：自己青年时喜欢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 (《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121页)“并不特别感兴趣”，却不是不感兴趣，很难想象一个志向高远、求知欲强烈的优秀青年会是严重偏科，以至对声光电化和精妙无比的自然科学无动于衷。具体到青年毛泽东(当然也包括他的壮年和晚年)，正如龚育之先生所说的，因其特殊的“经历”、“环境”、“所承担的使命”，他的读书和求知的兴奋点、主要兴趣，使他无暇涉及自然科学的世界中。

　　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博览群书之际，曾发愿在“而立之年”之前，要基本掌握人类社会的“普通知识”，然后专攻“专门学问”。他说：“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3页)

　　毛泽东无暇以及没有更多的精力学习和研究“外文及科技”，并非干脆与科学书籍等完全无涉，后来在他的丰富藏书中，赫然就有一些科学、科技方面的书籍。如中国古代的，有沈括的《梦溪笔谈》、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

　　至于在他读书生涯中留下深刻印痕的，则是在五四时期阅读过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达尔文 《物种起源》(初译时名为《物种原始》，马君武译)。也许是后来人们知道毛泽东特别重视这本书，1974年英国前首相希思到中国访问，特意带给毛泽东一套达尔文的文献，包括达尔文后人提供的第一版《人类原始及类择》以及有达尔文亲笔签名的照片。

　　此后，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收藏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汤姆生 《科学大纲》、辛垦书店出版的普朗克 《科学到何处去》，以及秦斯《环绕我们的宇宙》、爱丁顿《物理世界的本质》等。 1941年1月，毛泽东给当时在苏联学习的两个儿子写信，建议他们“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他还说：“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66页)看来毛泽东一向是认为年轻时要多读些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

　　晚年的毛泽东还读过威廉斯 《土壤学》、杨振宁《基本粒子发展简史》、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竺可桢《物候学》等。 1964年，他从《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看到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激发了他对物质无限可分现象的探讨兴趣；1970年，他还寻找过《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等书来阅读。

　　然而，晚年毛泽东对科学书籍的兴趣，并没有导致他对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或者，这也可以依龚育之先生的话，“可以从他的经历、他的环境和他所承担的使命，就是说，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其实，晚年毛泽东阅读自然科学书籍，往往是出于一种特殊的需要。如提倡“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他阅读过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的《从计划“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的文章，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写了回信，热情表彰他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为了注意“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包括苏联科学领域里存在的问题，如生物遗传学中的李森科学派，并引以为戒，为此他阅读了李汝祺教授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

　　除此之外，晚年毛泽东还订阅有《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化石》、《动物学杂志》等科学刊物。在出版史上，还有一段著名的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中的 “大字本”现象。

　　汾阳 (《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