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藏》总编纂汤一介：自由是一种创造力（图）
题记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后湖之滨的朗润园，汤一介先生和夫人乐黛云每天安静地读书、写作、散步，他们已经这样并肩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见证了燕园潮起潮落间的变迁。
他们一个是中国哲学史家、《儒藏》总编纂，一个是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他们年轻时共历风雨比翼双飞，年老时文集被双双列入“大家文丛”。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们在“知天命”之年迎来学术生涯的春天，他的《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成为哲学研究不可绕开的著作；而她本是鲁迅和茅盾研究专家，却毅然“中年变法”，另起炉灶，创建了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学科。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从祖父汤霖那里传下的这颇显儒家气概的家风，深深影响了父亲汤用彤一生，也同样影响着汤一介的立身行事。是的，中国哲学，不仅是学问，也是一种人生的践履，这既是一种功夫，也是一种修为，更是一种人生的境界。
四壁是顶天立地的厚木书架，空气中飘散着若有若无的中药香味，步入汤一介先生的家，即刻便有一种心宁神静的感觉。
先生家有两间书房，虽然不是很大，却都四壁环书，晴日里洒满了阳光，他俩常常各据一间。那日我与汤先生在他的书房采访，而腿部不适的乐黛云正在另一间做理疗，每当电话铃响过，不久便能听到隔壁传来乐先生愉快的笑声。
跟乐先生的神采飞扬恰好构成对比，汤先生谦和平静，儒雅从容，我们的谈话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间，从国学的使命到文化的复兴，从《儒藏》的编纂到对学术传统的回顾……对于我的每一个问题，他都会沉思片刻，然后细说从头。
“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力”
钱穆先生在回忆好友汤用彤时，曾写道：“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这段话也正是汤一介自幼成长环境的一个写照。
汤一介1927年生于天津，在“奉长慈幼，家庭雍睦”的大家庭中自由自在地成长，父亲汤用彤虽然是会通中西的哲学家，却从来不把读书之事强加于子女，“我父亲从来不强迫我读什么书，只适当地指点，看我读《三国演义》，他会建议我还要读《三国志》�！碧酪唤榛匾渌�，父亲对他的身教多过言传。
受父亲的影响，早在读高中时，汤一介便梦想着自己将来能做一个哲学家，“能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
1947年，20岁的汤一介在北平的《平明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散文：《月亮的颂歌》和《流浪者之歌》。当时汤一介正在北大读书，充满了浪漫和幻想。
那时生活很苦，在食堂吃的是高粱米饭，菜的质量极差，宿舍是七八个人的上下铺，冬天有时没有煤，非常寒冷，但这些都没有影响年轻的汤一介对知识和智慧的吸纳。
然而，进入50年代后，他的这种梦想逐渐消失。从1950年代起，教条主义开始在中国哲学界横行霸道，青年一代既无条件又无可能向哲学家目标迈进。汤一介抛掉了哲学家的梦想，自愿或半自愿地做了“哲学工作者”。“但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接受的实际是前苏联式的教条主义�！碧酪唤樗担罢庋乃枷虢艚舨谱盼颐堑耐纺灾辽偃�。”
1957年，汤一介和乐黛云结婚后的第6年，“反右”运动开始�！澳鞘歉雒挥姓苎�，也没有哲学家的年代。”汤一介说，“哲学家从事哲学工作要有条件，首先你要能够自由思想，自由创造。不能自由思想，不能自由创造，哲学就变成了死的哲学。自由是一种创造力，没有了自由，你的创造力就没有了�！�
“文革”后迎来学术生涯春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汤一介迎来了自己学术生涯的春天。
1981年春，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开选修课“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佛教、道教”，能容纳200人左右的教室里，经常座位紧张，连换三次教室，最后没有办法，学校不得不发“听课证”以解决学生抢座的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当时没有过。那时教条主义的课程受冷淡，而传统哲学的东西只要讲得好一点，符合道理一点，大家很愿意听的�！碧酪唤榛匾涞�。
他当年的学生、现任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景海峰，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课堂笔记：“老师得戴着麦克风讲课，有时麦克风坏了，几百人的大课堂鸦雀无声，每个人都似乎竖起耳朵听课�！�
讲台下的景海峰“如饥似渴”吸取知识，而讲台上的汤一介，正怀着冲破多年学术教条的决心，就像多年后他自己说的：“失去最有创造力的年华后，就像裹过小脚后再把脚放大一样�！�
在讲过两轮课后，汤一介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写成《郭象与魏晋玄学》，他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在方法、观念上进行了一系列“突围”。
接着，他又将《早期道教史》一课修改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大胆提出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这些探讨，均是在此前的道教研究中很少讨论到的。
在心灵滞塞、头脑僵固尚未消除的时候，汤一介首先想到要找寻新方法，提出新见解，走出哲学研究的困境。这种荡涤陈规的突围意识，一直伴随他日后的哲学研究之路。
中国文化书院推动“文化热”
季羡林先生曾说：“对中国文化书院的回忆，我却只有甜蜜，只有兴奋，只令人欢欣鼓舞，只令人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上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各种新思潮萌动。1984年，以北大哲学系为核心，学界酝酿筹组了民间性的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任院长。书院宗旨是“继承并阐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等70多位海内外学者被聘为导师，没有学科之间的分际，也无身份和等级差别，思想分外地开放与活跃。
书院举办了四届反响巨大的“文化系列讲习班”，还举办了数万学员参加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蔚为大观。中国文化书院被公认为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主要推动力量和代表性的一派，对当时的文化启蒙起了比较大的作用。
“当时我比较主张‘兼容并包’，谁都可以讲，我们都欢迎，有很传统的梁漱溟先生，也有冯友兰先生，还有年轻一代的李泽厚，更有激进的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包尊信。梁漱溟被批判以后很多年没有公开演讲，他做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是在我们文化书院做的，我们还留了一个录像，那是很不容易的�！碧酪唤橄壬匾渌�。
正如祖父汤霖传下的家风“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作为一名学者，汤一介肩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在传承自己文化的过程中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
要让《儒藏》成为最权威范本
汤先生家的书架上，在最醒目的三个格子里整齐排列着已出版的33本《儒藏》，藏蓝色封皮，烫金的字，格外悦目。汤先生起身从中抽出一本来，翻开来，指给我看：“这是原文，这是�？奔�，哪些地方有问题我们都注解出来，方便大家使用。”
收集儒家典籍是一项卷帙浩繁的工程，明清两代均有学者提出要编纂“儒藏”，却都未能实现。由于并非出身古籍整理专业，汤一介曾形容自己做《儒藏》是“非常小心，战战兢兢”。
汤先生说，佛藏一共有20几种不同的版本，而现在全世界研究佛教用的本子是日本的《大正藏》，为什么？因为它是排印本，有句读，还有校勘记�！八晕易觥度宀亍肪褪亲鍪涤玫�、大家都可以用的，而且是一个比较规范的本子出来。”
《儒藏》，是要集中华文化精髓之大成，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耙桓龉摇⒁桓雒褡灞匦虢幕有氯�。更何况，现在做《儒藏》已经有些晚了。”中华书局在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那批老先生许多已经故去，没剩下多少了，再过十年八年几乎就没有了，而一些中青年学者的古文功底现在还难以完全承担起这样的工作。在汤先生看来，《儒藏》是一个抢救性工程。
“我希望让我们的《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弊魑晃怀燎薄⒛诹驳难д�，汤先生这句话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学术双璧
世界汉学大会上，在掌声里结束演讲的汤先生，缓缓从讲台走下来，在一拥而上的媒体包围里，他一边应对递过来的名片一边挪步向观众席，寻找老伴乐黛云，而此刻乐黛云也正被另一群人环绕，她爽朗地笑着起身，拄着根拐杖，跟在汤一介身后，这时两群人合拢成一圈，继续围在他们身边，直至最后目送两位坐进车里离去。
寒风中，乐黛云帮汤一介穿好大衣，戴好围巾。坐进车前，他们一并向搀扶他们的学生连连道谢，乐先生温蔼的笑声，像一缕明媚的阳光穿过那日灰沉厚重的云层。
1949年，他们在北大相识。解放后，北大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文学院有一个团总支，汤一介和乐黛云同时在做团的工作�！拔沂亲橹保切�。后来我们又一起到了团委，我做宣传部长，她做群众文化部长�！绷饺顺Ｔ谝黄鸸ぷ�，一起聊天，渐渐的，他们成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1952年9月13日，乐黛云一毕业，他们就结婚了。自此，他们并肩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见证了燕园潮起潮落间的变迁，也亲身经历了风雨的洗礼。
至今，有一个多年的习惯，在他们看来寻常不过，而在外人看来，却是极尽浪漫而奢侈的事——每天午后，他们会一边绕未名湖散步、晒太阳，一边讨论问题�！懊刻於蓟嵊邪敫鲋油返揭桓鲋油诽致畚侍猓罱谔致畚已芯康钠帐兰壑滴侍�，还讨论她在写的一篇文章，我建议写得再积极一点，她后来接受我的观点�！碧老壬ψ潘�。
当文学遇到哲学，会有冲突吗？乐先生解答了我的疑问：“他最不满意我的是，觉得我这个人做学问不够严谨，但是我的思想比较活跃，常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很快写出来。他常提醒我要好好地推敲，他写文章都是要改好几遍的。但是我的文章都要经他看一遍，他会抓出我很多毛病，哪个地方不确，哪个提法不妥，对我很有裨益�！�
现在，汤先生除了忙《儒藏》、写文章，还在整理自己即将出版的10册文集，而乐先生不仅要带博士生、忙她主编的几套丛书，也在整理出版自己的英文文集。他们一个82岁，一个78岁，却不以颐养天年为求，也不以含饴弄孙为乐，而是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
汤先生曾写道：“曾多次设计着改变忙乱的生活。”我问乐先生，现在状态如何？“生活依然忙乱如旧”，乐先生说完哈哈地笑了起来。
伉俪情笃
性格上，汤一介较内向，乐黛云较开朗；汤一介受儒家思想影响大，做事讲究规范、有条理，乐黛云比较喜欢道家，听其自然，做事大而化之。这一张一弛的“儒道互补”，让他们平安度过岁月中的无数坎坷。
因筹办一本“同仁刊物”，乐黛云在1958年被划为“右派”�；伞坝遗伞笔�，她正在坐月子，并不知情。细心的汤一介把�？亓似鹄矗钡剿伦拥牡谝惶�，学校让她去挨批斗她方才知道，“他这个人是非常能控制的，他一点都不表现出来，可他自己心里就比较受苦。”
在那荒唐岁月里，他是“黑帮”，她是“右派”，不是他被“隔离审查”，就是她在深山“劳动改造”。乐黛云记得，很冷的冬夜，汤一介常被关在一个屋子里写检查，她便坐在哲学系楼门口的台阶上等他出来，“因为我不知道会把他带到哪去，那时常有这种事，审一审不知怎样就关起来，关在不知哪个小屋里�！�
他们互为彼此的精神支柱。汤一介被“隔离审查”时，两三周才能回次家，每次回家呆半天就又要离开，乐黛云会炒好一罐雪里蕻，送他到未名湖的小桥边。
乐黛云在乡下“劳动改造”时，汤一介会每周写一封信，信封上写“乐黛云同志”，为了这“同志”二字，他被批“划不清界限”。忆及此，乐黛云动情地说：“这是支撑我渡过难关最重要的力量，那时要没有他的信，真会崩溃啊!”
可惜的是，见证了他们信任与爱的那些信件，“文革”中因担心抄家，被埋在槐树街一个院子的葡萄架下，后来却找不到了。
现在，他们过着平静而充实的生活。上午，他们工作或者读书，然后一起散步；午后，会睡一个午觉；下午，还可以有三四个小时工作，或是接待各种各样的人。
汤先生喜欢古典音乐，尤好舒伯特、莫扎特。乐先生说：“贝多芬对他来说太重了，现代的新一点的流派马勒什么的，有时我还能欣赏一下，她就不愿意听。”他们也会为看电视而“吵架”�！八幌不段铱吹哪切┑缡泳纾堤蘖牧�，昨天我看《金大班》，他说真难看就走了。最近的《密战》我觉得太简单太幼稚了，他竟看上瘾了�！辈还�，也会有让他们能一起看到底的，譬如《潜伏》，惊险、有情节，他们都爱看。
“所以我常跟学生说，不一定两个人非得性格那么相同才能够好，有时不一样倒是可以互补一下�！崩窒壬ψ潘�。
本报记者 李扬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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