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晓明：我的80年代阅读记忆
中国的80年代是一个知识急剧传播、文化剧烈碰撞的时期。文革后，中国社会突然从思想封闭的状态中走向开放，虽然也历经诸多曲折，但向外，向更广大的天地走去的决心是不能动摇的。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改变狭窄的精神生活的渴望要远远大于改变物质贫困生活的冲动；因此，对书籍的狂热阅读构成了这代人的精神生活的主要方式。
我的阅读当然不会从80年代开始，倒是在70年代中期，就有了不俗的阅读经历。我作为50年代末生人，搭上了知青末班车，在插队期间居然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这是让比我略晚些的60年代或70年代的同行们所难以置信的。我是福建人，80年代初我已经在福建一所高校教书，福建出了个朦胧诗人舒婷，自然是我们热衷阅读的对象。舒婷几乎是那个时期想象中的诗歌女神，不过我似乎更喜欢北岛，他的那种冷峻中透示出信念和理性。我个人在80年代初的阅读却是抛离了文学，更沉迷于哲学及当时的思想论争。
我个人的阅读十分孤独另类，阅读期刊，因为并没有参与创作，当然只是作为一个读者的局外人的阅读，似乎无法像写作者那样身处于那样的潮流中。因为过分热爱理论，我的阅读还是与现实有明显距离。70年代末上学时，我在读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集，因为那时的理论资源还只有前苏联的旧货，没有新的东西可以阅读。卢新华的《伤痕》之类，我一开始就觉得概念化，只有张抗抗的《夏》，才让我与当时的文学潮流贴紧了一阵子。让我感动的作品，反倒是几篇并不那么主流的小说，如高行健的《有只鸽子名叫红唇儿》(1981)，那时觉得有一种情感的华美，青春的渴望流宕于其中。80年代初，邓丽君的歌声从东南沿海向北方扩散，随之而来还有三毛的作品，港台文化是内地思想解放在情感维度开放的导引。但给我留下记忆的是于梨华的《又见棕梠，又见棕梠》，书中主人公牟天磊倒是与我那时自以为孤寂的心灵相契合，而佳丽之无私的爱，也给那个年代青春年少的我提示了某种天真的向往。相比较伤痕的生硬，我更喜欢于梨华的婉约，可见我在那时的阅读很不主流。当然，柯云路的《新星》(1984)已经是后话了，那是我很投入的一次阅读，因为四处开讲座，我的阅读这才重新与“集体”在一起。
说起来，我们这代人可能都是在商务印馆的那套汉译学术名著打下的学术底子，8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开始陆续出版汉译学术名著，给那个时期的学子们的知识底蕴提供了及时的资源，尤其是康德黑格尔构成了我们最初的学术根基。要说这么深奥的德国古典哲学吸引我们，这要得力于马克思在中国的思想传统和李泽厚在80年代引领风骚所致。
当时在南方一所高校教书，1981年的某天，我是无意中在并不宽畅的图书馆里发现有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当时并不全，但数一数也有十几二十本之多。那时，那排书就放在书架最下面一层，蒙满了灰尘，我半天大气都没有出，想想这一大摞书，可以让我去到怎样的一个知识天地？抱了一摞书回到房间，门上贴着一张纸条：闲谈请勿超过10分钟。
确实，那时读书有点贪大，21岁就啃黑格尔、康德、费希特等等，不求甚解，若有所悟就可。80年代初也正值思想解放运动，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讨论，在文学界和哲学界论战正酣，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那本小册子突然间就成为重解马克思的经典，我那时自然也是沉迷于其中。80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问题、关于异化、关于美学热、关于主体论，都可以从马克思的这本小册子中找到最为有力的理论依据。而所有这些问题，最为权威的阐释者则非李泽厚莫属，至少在我们这辈人来说是如此。李泽厚关于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思想史论的著作，可以说成为我们必读的书籍。岁月如流，出生于1930年的李泽厚先生也年近80了，与他一起隐退的是一个时代的氛围和思想气质。有人说，以77、78级大学生为代表的一拨人是“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此说当不为过。
80年代中期，其实有很多热，但社会开始分化分层了，读书不再会是一代人一拨人的共同阅读。这个时期有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福科和德里达则是80年代末与90年代的事。在文学方面，袁可嘉先生主编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陆续出到第五卷，这套书在那个时期的影响甚大，印数超过五万册。现代派是这个时期的热点，陈焜著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首印13000册，迅速告罄，这本书无疑是那个时期西方现代派在中国的启蒙读物。
如果要说到我个人的阅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书。不能借出，每天我都到教师阅览室去读这本厚厚的书，当年还是商务印书馆的老版本，只供内部发行用的。一边读一边写笔记，半年时间竟然摘抄了两大本笔记本。
80年代初其实还有一个反传统的潮流，我本人倒是深深地浸淫于此，也写了文章，这也说明，80年代的阅读，是有追逐西学的鲜明倾向。
再到后来的阅读就是更加专业的阅读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直至1987年才出版，这时的存在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已近尾声，只限于学术圈子，但《存在与虚无》首印37,000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首版51,000册，那时谁会认识到哲学史家说的，前者不过是后者的法文版的通俗写本呢？那时我在北京东北部的“西八间房”(中国社会科学科学院研究生院)一间屋子里读《存在与时间》，思想完全被它俘获了。存在主义在那个时期最能吸引我们这代人，关于“自我”的学说就能引人入胜。记得那时汪晖说过，也是80年代上半期，他做硕士论文时，跑到北京图书馆里读施蒂纳，读得极其投入。一度还有人把施蒂纳看成后马克思主义的始祖，不知他对“同一论”的破解，在如今汪晖的思想还有多少残余？“西八间房”在80年代后期还是有很好的读书氛围，陈燕谷以苦读著称，他主要读英文原著，罗曼·茵加登之类，以此来恐吓那些高谈阔论的人；靳大成则开口闭口人类学；许明还是在蔡仪和非马克思主义边缘徘徊；我那时开始读点德里达，但从西八间房老远跑到北图却常常遭遇闭馆。那时有限的关于德里达的读物还是让我思想豁然开朗，在我看来，解构主义有一种积极的进取姿态，而存在主义则偏安于“栖居”。
80年代是知识汇集而迅速传播的时期，西方近一个世纪的思想文化突然都涌进来，一代人蜂拥而至去争抢那些思想文化的读物。那是一代人怀着渴望和憧憬的阅读，那样一个阅读的时代不会再有了——那是一个时代在阅读。(陈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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