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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广州站”是简体还是繁体，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简化字改革受到了普遍欢迎，尤其是初学者。今年63岁的何菊香是湖南汉寿的一个农民，他到现在还记得他上学第一课的课文是“開學了”�？挝哪谌莺芎美斫�，但是他怎么也学不会那个繁体的“學”字，为此还挨了老师不少板子。后来当老师告诉他“開學”可以写成“开学”时，他非常高兴，心想以后可以不挨老师的板子了。

　　同时，简体字也给当时的扫盲工作带来福音。何菊香记得，解放初村里识字的人不多，小时候，他经�？吹叫矶嘞缜淄谐雒诺娜烁�邻村的亲戚朋友带口信，问候平安。他说：“那时，大家都不识字，没人会写信，所以只能靠口信来互相问候。”他甚至还记得村里有一个老秀才专门替人写书信来谋生，“就一张桌子，上面有个招牌：代写书信，生意还很忙，村里很多人都去找他�！�

　　“虽然简化字受到普遍的欢迎，但是并非没有批评，有些知识分子对简化字还是有抵触情绪，如我的老师唐兰先生就对简化字持反对态度�！敝猩酱笱Ы淌谠�宪通说，1957年唐兰在参加一次文字改革学术座谈会，在会上他对简体字提出了不同意见，后来因为这个意见唐兰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多次检讨和表态才过关。

　　对简体字持保留态度的还有陈寅恪和钱钟书。据钱钟书的学生回忆，钱钟书至死不认钱“钟”书，只认钱“锺”书，他的《管锥编》也一定要用繁体字出版。笔者曾见过一套三联出版的有简体字版的《钱钟书集》，在其出版说明中有这样一句：《谈艺录》、《管锥编》因作者不同意出简体字版而未出简体字版。同样坚持繁体出版的还有陈寅恪，他在临死还要留下遗嘱，他的作品不能用简体字出版，一定要用繁体而且要竖排。

　　在吴宓的诗文中，很多人都读到过这样的诗句：“嚼字今来不识字，扫盲我老竟成盲”，即感慨自简体字推行之后，他这位中文系的教授竟然变成了文盲，成为需要扫盲的对象。在公开场合他只能奉令而行，但在私人领域，他从不使用简体字。据吴宓幼女吴学昭回忆，吴宓没有像好友陈寅恪那样留下遗言其著作必须以繁体字直排，但他毕生都使用繁体字，并且也要求家人和好友、学生写给他的书信都必须用繁体字，“否则不读不复”。

　　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汉字的繁简之争本来是可以讨论的，但是由于最高政治领导的介入和表态，文字改革被政治化。甚至于简体字成为了一个政治标识物，说到简体字就一定要说是正确的，一定要赞成简体字方案，不然就是政治立场有问题。新月诗人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在不同的公开场合对文字改革发表批评意见，并且在报刊撰文表示反对简化字，这些近乎于天真的举动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乃至生命。1957年，陈梦家沉浸在百家争鸣的兴奋里，没有觉察当时的风向�！胺从摇倍氛�拉开序幕，“反对文字改革”成了陈梦家的罪行之一，他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对他的惩罚是“降级使用”，“文革”开始，因不堪忍受折磨，陈梦家自缢身亡。

　　“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在大陆简体字被政治化，在台湾简体字也同样成为了一个政治符号�！痹�宪通说。自大陆开始推行简化字之后，国民党当局便开始将简化汉字斥为“忘本卖国”等，并始终对文字严加管控，坚持使用繁体字，禁用简体字，将其视为意识形态问题。一时间，简化字在台湾成为洪水猛兽，人人忌谈并成为了一个政治符号。不过与大陆相反的是，在台湾提议简化汉字，甚至是写简体字的人都要被戴上政治帽子�！八�以，80年代末，两岸刚刚开始往来之初，台湾民众，面对简体字，几乎完全不能解读其意�！�

　　出生于新加坡的华人教授王润生60年代在台湾有一次惊险的经历，据他回忆，1962年他第一次去台湾留学，从新加坡飞抵台湾松山国际机场，进海关时，他行李箱里面的十多本简体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全部被没收。他回忆说，他当时完全不知道五四时期的作家，即使不是左派作家如郁达夫、冰心等人的小说也是禁书，更不必说简体字的书了。不过幸运的是，他没有被拘留拷问，“在1960年代，算是很大方了。”王润生感慨说。

　　直到1983年，台湾政府还把简体字视为政治风向标。王润生还有一次比较有趣的经验，1983年，台湾清华大学准备聘请他担任客座教授，让他先寄一份简历以便办理聘任手续。王润生随手寄出了一份用中文打字机打的简体字履历表，结果台湾清华大学拖延了很久才将聘书寄给他。过了很多年，王润生才知道，原来是那份简体字的履历表犯了大忌，台湾当局需要经过调查，才批准这一聘任。

　　“大陆将繁体字政治化的思维在80年代初也还有遗留。”曾宪通回忆说，广州火车站刚建成时“广州站”三个大字用的是繁体，“火车站方面认为繁体的‘廣’字要漂亮些。”广州站用繁体题写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国家语委那里，有关人员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政治立场有问题。于是，国家语委下文给广州市政府，文件中严厉地指出这种做法是复兴繁体字，要求立即改用简体字。接到文件后，市政府有关领导马上叫火车站负责人更换，但该名负责人则说，现在已经挂上去了，花了30多万，如果要换的话太浪费，时间也来不及。于是，为了这三个大字，广州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处理小组，曾宪通当时是小组成员之一。

　　调查组来到火车站之后发现繁体的“广州站”三个确实已经做好，要拆掉重做确实有困难。进退两难之中，有一个小组成员发现在火车站后面的侧门上也挂有“广州站”三个大字，简体字书写，一问，原来是郭沫若题写的。于是“我们提议将郭沫若的这个题词换到前面来，广州市政府同意了这一建议，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