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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十分痛惜地对越南领导人说：“我来晚了。”

　　9月3日，越南政府发布了正式公报。公报说，胡志明主席于9月3日上午9时47分逝世。随即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分别向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国会常委会和越南政府会议发出唁电，对胡志明主席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当晚，周恩来即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离京飞往河内。9月4日零时，王幼平约见越南外交部部长阮维桢，并通知他说：以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将前来吊唁，副团长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代表团专机约于7时到达河内。阮维桢表示，他立刻报告越南劳动党中央。凌晨2时许，阮维桢约见王幼平并答复同意中共代表团前来河内吊唁胡志明主席，但为难之意溢于言表。由于当时越方尚未做好吊唁准备，遗体不便瞻仰。

　　王幼平随即将越方答复和阮维桢的谈话报告给了中共中央，并驱车前往内排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与此同时，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武元甲、阮维桢和裴光造等也都来到机场迎候。9月4日7时，中国代表团的专机没有到达。8点30分王幼平建议范文同、武元甲等越南领导人先回去。之后，王幼平又等了一会儿，仍不见专机到达，遂和阮维桢、阮基石一起乘车离开机场。在返回中国大使馆的途中，王幼平遇见了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汽车，车上同志对王幼平说：“刚刚接到机场电话，总理已经到了。”于是，王幼平急忙调转车头，快速地向机场方向驶去。不一会儿，王幼平大使与周恩来的车子在路上遇到了。周恩来坐在车里向王幼平招手，随即，王幼平再次调转车头与周恩来的专车一起驶向河内的范老五宾馆。后来证实，中国代表团在空中收到使馆电报后，临时改降到了南宁，后经研究后决定仍按原计划前往河内吊唁，这样专机就比预计到达迟到了两个小时。

　　周恩来到达宾馆后不久，范文同、武元甲就赶到了范老五宾馆拜会周恩来总理。接着，长征、阮维桢和裴光造等越南领导人也先后来到宾馆拜访周恩来总理。范文同、武元甲见到周恩来后，失声痛哭。周恩来含泪一一安慰，并连声说道：“我来晚了，我来晚了。”“这次来得很仓促，在途中接到阮维桢同志转告的越南党中央关于国葬的布置，知道不能向胡志明主席的遗体告别，但因我们已经在途中，所以还是来了。根据主人的意见，8、9、10三天举行国丧，到时我们再派代表团来参加，我们这次先来吊唁。”越方对周恩来的请求表示同意。

　　9月4日下午3时，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前往主席府吊唁。因灵堂没有布置完毕，中越双方领导首先举行了会谈。5时吊唁仪式开始。临时灵堂设在主席府正厅，这是胡志明主席生前接受使节国书、进行重大国务活动的场所。这个灵堂是专为中国代表团设置的，后来的正式吊唁灵堂设在巴亭会堂。周恩来进入灵堂时，以黎笋为首的越南劳动党政治局成员依次和周恩来拥抱。随即，周恩来转送了中共中央致越南劳动党中央的唁电。中国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遗像前献了花圈。默哀后，周恩来总理在吊唁簿上留言，代表团成员依次签字。

　　9月4日晚7时，越方秘密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到医院瞻仰胡志明主席的遗容，他们站在胡志明的遗像前肃立默哀，深切怀念这位异国朋友。这也是唯一看到胡志明遗体的外国代表团。当晚8时，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离开河内回国。

　　9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领第二个中国党政代表团去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副团长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德生，团员是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当晚，越南领导人黎笋、长征、范文同、武元甲、阮维桢到宾馆会见中国党政代表团。次日，中国代表团与其他31个外国代表团一起，参加了在河内巴亭广场举行的胡志明主席国葬仪式。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挽留胡志明主席的生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尤其是在胡志明生命的最后时刻，中国政府先后派出4个医疗组到越南全力救治。在胡志明主席逝世后，中国又连续派出两个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第一次，在国际上也属罕见。当时外国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外交行动是“异乎寻常的”，“是对处于最困难时刻的越南人民的支持”。

　　(《世纪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