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通知,让他们按月拿到了工资
老干部们刚到大食堂吃饭时,有些不习惯。我们曾想给他们指定窗口买饭,免去排队之累。他们没有接受,愿意同工人一起排队。我们也跟食堂交代,他们中间谁病了,给做病号饭。谁愿意吃什么菜,来个小炒也可以。那时候就餐要带许多票证,买主食分粗细粮,买菜有菜票、油票,用起来比较复杂。他们担心付票动作慢影响后面的职工,就干脆把放票证的纸夹子一下交给卖饭卖菜的炊事员自取。为此经常引得人们一边发笑,一边安慰他们说,不急不急。工人们不理解的是,那么高的领导干部,为什么都不舍得买贵一点的菜吃。他们哪里知道,这些老同志有的被“造反派”夺权,工资停发,每月只发给十几元的生活费,吃得起好菜吗?有的把烟都戒掉了,戒不掉的买不起香烟,就在街上买烟叶卷着抽(当时称“吹喇叭”)。即便这样也不敢放开抽。把烟叶撒成小片,实行自我限量,每日六小片,不够就忍着。朱德海同志便是这样做的。他手中拮据得很。一次,我去他的房间,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小包给我看。我以为是什么宝贝呢,他一层一层地解开,原来是几张有整有零的人民币。他对我说:“这是我攒下来的16元钱,够我女儿来北京看我的单程火车票钱了。再攒16元,就可以让她来了!
当时这些老同志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次苦中寻乐的“晚宴”。记得那是一个周六晚上,我到招待所去,一进楼门,便听到阵阵的欢笑声。走近发觉笑声是从江渭清的房间传出的。我敲门进去,只见桌子上放着两个白色饭碗,一个碗内盛着半碗白酒,一个碗里是猪头肉,在盛肉的碗上搭着一双筷子,五个人坐在桌子周围,高兴地推让着从谁那里开始喝。见我进来,忘了是谁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叫我坐下一起喝。我说我酒精过敏,有福享不了。但是我愿意同老同志们共享这种快乐和气氛。我说,我到食堂再取几双筷子吧?他们说不必,共用一双筷子显得更亲切,更随意。他们还讲述了这次“晚宴”的发起过程,推举哪两个人去买的半斤酒和一斤猪头肉。张平化说,多少年了,这种“打牙祭”的形式,还是唯一的一次。他们边聊边喝。我注意到了,轮到谁喝,也只是端起碗来轻轻地抿一下,夹一小块肉。不知转了多少圈,那点酒、那点肉,才被喝干吃尽。
相比之下,这些老干部的生活条件,落差实在太大了。在正常的情况下,组织上为他们配有炊事员、警卫员、专车司机、秘书等工作人员,衣食住行都用不着自己操心。而如今,单独一个人出来,生活靠个人照顾,的确存在许多困难。既然遇到了这样的处境,老战友们就互相帮助。例如,黄欧东省长有心脏病,怕在夜间发作,他就同他的两边邻居张平化、朱德海商量,以拍墙为号,听到拍墙声,就赶快到他房间帮忙。说着,他们进行了演习,张、朱回各自的房间,这边一拍墙,二人闻声一齐跑了过来;坡獾厮:“挺及时,没问题!
我把上述情况向家鼎同志汇报后,他说,这些老同志的生活过得太艰苦了;顾,要尽快回去向总理报告。几天后,他满带喜悦地向我传达了总理听他汇报时的情况和圆满的结果。家鼎同志说,他是在一天夜里在总理办公室里向总理汇报的。当听到几位老同志共用一双筷子小酌的场面时,总理哈哈大笑。他说,这些同志生活已经大众化了,和工人打成一片了。跟过去大不相同了。比如江华同志,很讲究的,客厅、卫生间、卧室里,甚至门把手上都放着湿毛巾,以备随时擦手。现在能同多人用一双筷子吃东西,真不简单,还是多接近群众好。往下听,总理的情绪就大不一样了,也很少再问话了。然后要家鼎陪他到外面走走。他看到总理在院子里慢慢地踱着,时而停下仰望夜空,时而又慢慢踱步。许久,总理指示他马上请值班的同志,电话通知遭受扣留工资同志的所在省委,要求从下个月起,将他们的工资,按月全额寄至中直招待所转交本人手中。下个月,几位被扣工资的真的收到了自己的工资,个个高兴不已。张平化说:“以前我还从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是多少,原来每月三百多元!”朱德海也说:“过去都是秘书和管理员代办的,自己从不过问!
他们感激周总理,同时又心疼周总理。他们说,总理无微不至地;の颐,可是,他的处境也十分困难,林彪、“四人帮”视他为他们抢班夺权的最大障碍,对总理实施栽赃、诬陷、刁难、围攻、精神折磨等卑劣手段,妄图扳倒总理。然而,总理为了党的前途和命运,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忘我地斗争着、工作着,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通知”。徐向前、江华、江渭清、朱德海等同志,接到这个通知后不久,仓促离开了工厂。他们听说是往外地疏散,疏散到哪里,谁也不知道。记得,徐向前元帅走时,他的车路过军宣队门口,自己来不及下车,让秘书进去代他打了个招呼,即疾驶而去。离开最晚的是张宗逊、王恩茂,在1972年离厂。
数年以后,也就是在江华、江渭清、王恩茂等同志复出工作后,我们又见面时,他们曾一再感慨地说,当年,周总理担心我们被揪斗、遭迫害,报请毛主席同意,把我们从地方召到北京,今天这里,明天那里,择地转移,目的就是;の颐堑娜松戆踩。真是无微不至,用心良苦。期间虽然生活条件苦一些,但最终我们还是被保住了,成为幸存者。这样才使我们获得机会,继续为党为人民做些事情。1975年1月,江华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1980年又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主持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的审判工作。王恩茂、江渭清、张平化、张宗逊等,都先后又走上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
除上述8位老干部外,由中组部、国家有关部委等单位安置在二七厂的十多位干部、学者和其他权威人士,也同样得到了有效的;。
陈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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