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人们经;匚逗吞教置鞒裁疵鹜龅奈侍。很多人认为明朝“亡于寇盗”,即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起义造成了明朝的灭亡;还有人说是“亡于宦官”,认为宦官擅权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滴趸实鬯怠笆峭鲇谂蟮场,认为是官员分成不同派别、互相斗争导致了明朝的灭亡。那时有一个学者叫陆陇其,与上述看法都不同。他说:“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闭飧龉鄣阏窳Ⅰ,学术研究不是无关轻重的问题,它可以亡一个国家、亡一个党。我们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是关系国家兴衰的大事,是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我们一定要把它提高到兴党兴国兴民这样的高度上来认识,担负起自己应尽的历史责任。
国史研究不仅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要有正确的方法。这里,我再举几条古人所说的话为例。清朝初年,几代皇帝都重视修明史。当时负责修史的学者认为,元朝人修宋史和明朝人修元史都修得不好,因为修史者出发点有偏颇。为此,康熙皇帝专门为修明史而写了一篇文章给大臣们看。他说:“作史之道,务在秉公持平,不应胶执私见,为一偏之论!蔽胰衔,“秉公持平”这四个字非常重要。我们讲要肯定老一辈领导人的功绩,并不是说要隐瞒他们的错误,而是要“秉公持平”,也就是说要尊重历史、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过去写史书不“秉公持平”的典型人物是《二十四史》中《魏书》的作者北齐人魏收,他公开宣扬以个人爱憎臧否历史人物。他跟别人说,什么人敢跟我作对,我写历史的时候就没有他的好处。他扬言:“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所以,《魏书》写成后,有一百多人上书投诉他,被人称为“秽史”。元朝在修宋史的同时,还修辽史和金史。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他问道:“修史以何为本?”大学士揭斯说:“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彼髡拧耙宦梢允欠侵,“以求归于至当而后止”。这讲的就是修史一定要讲史德,要公正,不能偏颇。清康熙四十三年,康熙皇帝同大学士们一起谈论修史,认为修明史关系极大,“必使后人心服乃佳”;并说《宋史》、《元史》“是非失实者多,是以至今人心不服”;批评当时史官“轻浮浅陋,妄自笔削,自以为是”;认为修史应当“不畏当时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
我们是新中国的儿女,对待国史研究和评说,自然应该“秉公持平”,应该“重良心”。如何对待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老一辈领导人,如何对待他们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所奠定的基业,用什么心态来研究他们、描写他们,确实有个秉公问题、良心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也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勋。我们研究国史要以他们的辉煌功业作为研究的起点和研究的对象,作为后辈,要懂得饮水思源,以敬仰的态度研究前人的思想、经历和得失。在探寻他们足迹的过程中,我们似应当经常思索他们对我们的教诲和期望。要学习他们的思想,景仰他们的风范,颂扬他们的业绩,总结、汲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国史研究才能走上正道,才能无愧于先人。
现在,老一辈革命家和追随他们的一代前辈早已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任务,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他们未竟的事业应该由我们和我们的后辈继续进行下去。尽管他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道路上也曾发生过一些失误,导致一些曲折,当然对历史上我们党的错误、教训,我们应实事求是、郑重地进行总结和反思,但是,我们绝不应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苛求前人,更不允许向前人头上泼脏水。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避免某些失误,后人不需求全责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劳动人民第一次当家做主人,建立起前所未有的人民民主制度。在经济上迅速地摆脱了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局面,经过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站稳了脚跟。1958年发生了“大跃进”的失误,接着出现三年困难时期,然后又发生“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未能一帆风顺,但不能说我们国家的建设在前30年是没有成绩的,甚至说是到了衰败的境地。事实是,经济建设尽管受到干扰,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实力比建国初期发生了质的飞跃。
(作者陈奎元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本文系作者在延安召开的“国史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本刊发表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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