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1888~1970),原名公室,广东饶平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出版有《性史》第一集,后世有人称其“中国第一性学家”。
同为当年上海滩“三大文妖”之一,以“提倡性知识”居首的张竞生,与以“提倡一丝不挂”居尾的刘海粟相比,1949年后的境遇大为殊异:刘海粟越老名气越大,而张竞生近乎被今人遗忘,这与他早年的红极一时恰成天壤。尽管彼时的“红”,同样以“臭名昭著”概之。
“臭名”源于他对性学的主张。这位法国里昂大学毕业的哲学博士公开声称:“性快乐也是人生快乐之一种!
这种主张在当时称得上惊世骇俗。张竞生33岁时受蔡元培之邀到北大任哲学教授,专门开设性心理和爱情问题讲座,他的讲义《美的人生观》被印成册在北大广为流传。周作人曾在《晨报副刊》撰文称赞:“张竞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
1923年5月,北大国学门成立“风俗调查会”,张被推举为主席。在拟定风俗调查表时,他列出30多项,“性史”便是其中一项。在他看来,“人生哲学,孰有重大过于性学?而民族学、风俗学等,又在在(处处)与性学有关”。
据传,张作霖进京时曾扬言,要把这个伤风败俗的家伙拉出去枪毙。张竞生虽然没被毙掉,但他提出的“性史”一项,却被调查会否决。
这位倔犟的教授不甘心,干脆在《京报副刊》发征稿启事,公开向社会征集“性史”。先后收稿300余篇,张择其中7篇编为《性史》第一集,其中包括《初次的性交》,以及与其当时的夫人褚问鹃所写的《我的性经历》等篇目,1926年4月由“性育社”印行。张在序文中声称:“我们不但看性为一种学问,我们尤当看它作一种艺术!
这种“美的人生观”显然触怒了时人,报纸和杂志对他众口讨伐。即使是此前因发表《性道德之科学标准》而遭猛烈批评的周建人,批判起《性史》也毫不留情。曾与张竞生同批留法的宋子文,在南京教育会议上,更是点名斥责张倡导“乱爱”和“淫乱”。
虽然这本被林语堂称为“很颓废的书”,出版4个月后,便因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以“诲淫”的罪名提请天津警方在天津查禁,张竞生本人也关照书店不再重印。但这却让这本小册子在地下更加畅销,不法书商大肆翻印,甚至盗用张的名义抛出多种《性史》续集,内容淫秽,令张名誉扫地。
就连翻译过《性心理学》的潘光旦,也对他冷嘲热讽。梁实秋更是撰写《张竞生丑态毕露》、《性学博士》等一系列文章,呼吁应取缔他出版的书以及他主办的《新文化》月刊。
1926年张竞生被迫离开北大,前往上海担任开明书店总编辑。他开办“美的书店”,继续自己的离经叛道。当时,所有商店都雇用男店员,而张却让几个美女在柜台后卖书,这又给他招致无数谩骂。鲁迅撰文讽刺道:“最露骨的是张竞生博士所开的美的书店,曾经对面呆站着两个年青脸白的女店员……”浙江教育厅长蒋梦麟,更是在张去杭州讲学时,请警方以“性宣传罪”将他拘禁于“待质所”,随后驱逐出境。
没人记得,这个不容于世的性学家,竟是将卢梭《忏悔录》翻译成中文的第一人。而作为中国第一个提出逻辑学学科概念的学者,其行为却在常人眼中处处不合逻辑。这种苗头早在他年少时便已显露端倪。1909年,孙中山出于对他的赏识,安排他北上求学,但其父只希望儿子老老实实赚钱,做一个令人尊敬的乡绅。21岁的张竞生一怒之下,竟跋涉40多里山路,到县衙状告父亲,“夺子之志”。
上世纪30年代初,已经退出“江湖”的张竞生,专程从老家广东饶平赶往上海,公开为晚景凄凉的一代名妓赛金花募捐,并在小报上刊发一封致赛金花的信。
然而,即便惊世骇俗如张竞生,整天头顶着“性学博士”、“卖春博士”、“大淫虫”等数顶时人赠送的大帽子,也终有支持不住的一天。1932年,他选择自杀,未遂后,从此转向农业调查研究和农业教育?拐绞保艟懒ν祭滤,遭他断然拒绝。
这位开一代风气的性学家,余生几乎再也没有与“性”发生关联。生前,他黯然写道:“毁誉原无一定的。凡大思想家类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
1953年春,张竞生连夜写下13000字的《我的几点意见》,上书毛泽东,为了民众的长远利益,必须科学地节制生育,同样“受诋于当时”。
不过,他终究还算幸运。鲁迅当年曾言:“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但在张死后30余年的今天,学界已将“中国第一性学家”、“中国计划生育首倡者”、“中国现代民俗学先驱”等称号,戴在了他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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