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尤其容易罹患这种病。强迫症最普遍的征象可称为“体面强迫症”。当本职研究无力安顿心灵和身体的时候，会引发强迫症的第二种，“明星强迫症”。热衷于本职的学者令人敬佩，但如果过分执着于将自己的一生与成就、声名挂钩，就可能患上“时空强迫症”。
人民大学的余虹教授自杀了，网络世界多有评论，认识他的，不认识他的，都唏嘘起来，然而回忆出来的更像是随着“自杀”这枚炸弹四处飞溅的浮沫。隔膜也就罢了，那唏嘘的尾音，不是对死者有什么观照，反倒是对自己还活着有点讪讪的，犹如昨天满天的阴霾，人人浸在湿漉漉脏兮兮的世界里，今天又是阳光普照，死者去了，让生者面对无聊的大白天无端地生出一点儿豪迈，甚至想象起自己就是宵小之辈想“干掉”的革命伟人，无数论敌诅咒的思想巨匠，我还活着，真是不负苍生！
我常想，对于那些觉得生命已无意义，又有勇气行动者，死不可谓不是一个好的归宿，现代人常患的一种慢性绝症，反而是一定要活下去，而且一定要活得风风光光的“强迫症”。
学者尤其容易罹患这种病。强迫症最普遍的征象可称为“体面强迫症”，曾听一位朋友感叹，做一个二流的学者比做一个二流的商人可悲很多，后者至少到中年之际能够为自己打造一个比较安逸的生活环境，前者却日渐感到面对生活的无能，心寒之际，学问上的进境又未必值得告慰。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尤其对于文科学者，承认“第二”实在太过残酷，这意味着你已经“入错行”，难怪现在的文科知识分子地位不高，在书店浏览那些泉涌一般出现的垃圾学术出版物，常常感到这个世界真的不需要这么多研究哲学、文学和历史的。同时也难怪很多学者一过中年，忽然一下子失去了从前箪食瓢饮的达观，汲汲于出书、职称和待遇，做一个特立独行、渊博而清高的研究者也许不可能了，采取一些措施改善生活境遇却是可能的，放弃不可能的转而追求可能的，也算人之常情。
当本职研究无力安顿心灵和身体的时候，会引发强迫症的第二种，“明星强迫症”。学术成为职业，学者变成专家，可施展的领域也就限于专狭的一隅了；顶尖的学者也许只是顶尖的工匠，用一位朋友的话说，是研究了许多谁也没看过的材料之后获得的发言权。如果向往普世的名声，娱乐明星的知名度，只能马不停蹄地追随所有流行话题，发表没有心得的感想，生怕被舆论抛弃，从大众的眼前消失。明星多靠青春、靠姿色，于是学者也有了装嫩、撒娇派，面对后起的一代一下子没了底气，那阳光外表的下面，满是强迫症引起的无限恐惧。
热衷于本职的学者令人敬佩，但如果过分执着于将自己的一生与成就、声名挂钩，就可能患上“时空强迫症”，顾名思义就是常常时空倒错，随身带着一个水晶球，不停地评价总结，不仅像预言家似的窥测自己盖棺之后的情形，还像股评家似的点评升值股，后学晚生要挤进升值股的行列，少不了对股评大师阿谀不已，学术界毫无血色，一派暮气沉沉，结果多数人恐怕还是陷进“入错行”的怪圈。民国时代远比现在动荡，鲁迅曾教青年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大师所指点的是否真是“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呢？学术和精英文化早已式微，学者的价值就是经过历史沉积后留下的那一小块化石，何况世事变迁后，连那一小块都未必留下，对那些已进入学术圈、正对这个领域充满迷幻想象的人们，这“似乎”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不能认真面对这个境遇，不能坦然接受此身将归属的这份未可知，那就不如照鲁迅说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鬼今(北京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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