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子龙
毛主席的“大管家”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他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不同之处是,他是主席机要秘书,同时又是中央军委机要室主任。
叶子龙是湖南浏阳人,1930年13岁时参加红军。1935年10月任红一方面军机要股长,1936年红军东征,机要股升格机要科,他任科长。从此由他直接送电文给主席,与主席认识。以后几十年里他一直在主席身边从事机要工作。转战陕北时还出任昆仑纵队的参谋长。
我刚到主席身边,一天主席对我说:“找叶科长来!蔽叶灾飨暮峡谝艋谷狈Ρ姹鹉芰,“叶科长”听成“烟口袋”。我心想,主席现在不抽旱烟,要烟口袋干什么?而且我也没听说过他的烟口袋放什么地方。我不敢也不好意思反问主席,只好回值班室问李银桥等老同志!耙磐,主席要我找烟口袋是怎么回事?”我小声问。
李银桥笑了:“主席在延安时就不抽旱烟了,怎么又想起要烟口袋呢?”马武义说:“一定是你听错了,我去问问主席!焙芸炻砦湟寤乩戳,他得意地说:“我说你听错了吧,主席说‘叫叶子龙来’,你听成了‘要烟口袋来’,差了十万八千里!”
他俩哈哈大笑,我也不好意思笑了!昂,我去找叶科长!
刚要去找叶子龙,他来了。马武义马上把刚才的事对他说了一遍。叶子龙也笑了,用手指着我的脑袋:“你这个小东西,以后要注意,不然还会出笑话,更主要的是会误正事的!”说完朝主席房间走去。
一天下午,叶子龙带来两个女孩子。他见主席正在房间办公,便大声喊道:“主席,你看谁来了?”“啊,我的娇娃回来了!”主席大步来到小姑娘面前,抱住她一边拍后背一边高兴地说:“娇娃,爸爸好想你呀!”“爸爸,我也好想你呀!”小姑娘依偎在主席怀里小声说。
这时我才知道这是主席的女儿娇娇。叶子龙这几天没在家,原来是到外地接娇娇去了。
大家都为父女团圆而高兴。这时叶子龙小声对主席说:“贺怡同志也来了,是否见一见!薄暗比灰,请她来!敝飨纯斓厮。叶子龙又去请贺怡去了。
他请主席来打牌,主席也“耍赖”
1949年12月26日,是主席的生日,当时我们都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里。由于中苏会谈尚未打开局面,主席心情不好。这一天,经叶子龙、汪东兴、师哲等筹划,吃了长寿面,看了电影。晚上主席回到自己房间。叶子龙、汪东兴、师哲等正在玩扑克,叶子龙问我,主席干什么呢?我说练字呢。他让我叫主席也来玩扑克。我知道这是叶子龙想让主席休息一下。
“主席,参谋长说请你去玩扑克,就缺一个人了!蔽遗轮飨焕,只好说缺他一人。主席一笑说;“这么严重,非我莫属了!好,我只能出山了!
叶子龙等见我把主席搬来了,马上重新组局,叶子龙和汪东兴一伙儿,师哲和主席一伙儿。我知道叶子龙和汪东兴好玩赖,就仔细盯着他俩的动作。玩了一圈,果然他俩赢了。赢了当然就洋洋得意了。
主席不甘心,对师哲说:“我们要加把劲,还要注意有人捣鬼!薄岸,我们要立规矩,不能玩赖,否则不算!笔φ苊魅诽岢鑫侍。
叶子龙和汪东兴也迎合着说:“对,大家都要守规矩!
第二把开始了。我站在主席身边,发现他抓牌时一下子抓了两张,把好的留下,又把不好的牌借磕烟灰送回去,而且连续两次。这样主席的“实力”就大多了。这一圈他和师哲遥遥领先,并扳回了败局。叶子龙产生了怀疑,也提醒对家:“东兴,我们要提高警惕!”“大家都应提高警惕!”主席高声喊道。我心里明白,憋不住笑了。
叶子龙大声说:“主席肯定搞鬼了!薄澳忝遣鸥愎砹,你说我搞鬼拿根据来!”主席也不示弱!袄罴益骺芍っ!币蹲恿坑驳鼗卮!袄罴益髦荒苤っ髂忝歉愎,对吧?”主席坚决回击,边说边会意地朝我点头。
我心里明白,在这种场合我只能“装傻”!岸济坏饭!”我高声说。
在场的人都笑了。叶子龙曾多次对我们讲:主席工作太累,能想办法让他分散一下精力,放松放松,多休息一会儿,是我们工作责任,也能显示我们的工作水平。
叶子龙发明了“圈阅”制度
1948年3月,毛主席突然问起东北方面调查土改和讨论规定的材料是否收到,胡乔木说早就收到了。主席就批评负责收发文件的叶子龙:“为什么不及时送给我看?”而叶子龙却对此无印象,说“大概还没来吧”。胡、叶说法不一,主席让叶子龙去找。
叶子龙马上翻箱倒柜地找,结果真的从文件堆找到了。他见电文上画了许多勾,当时领导人阅看电报、文件后,都在第一页上画一个勾,表示已阅。所以叶子龙不强调材料收到与否(材料找到了)而强调“这份电文您确实看过!敝飨桓咝,仍坚持说:“我根本就没看过!”因为电文上只有多个勾,并分不出哪个勾是哪位领导人画的。
结果各执一端,双方僵住了。这时乔木说:“看来画勾这种方法有缺欠,很多领导看了都画勾,勾多了就不知是谁画的了。这个责任也不全在子龙身上,光凭脑子记不行!薄昂冒,子龙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以后领导怎么履行阅文手续,要简便,省时间,又能避免以前的问题!敝飨财骄蚕吕,不再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提出要求。
叶子龙冷静思考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根据这次教训和主席提出的要求,设计了一个方案:根据文件的阅读范围,打上应阅文的领导者名字,凡阅过文件的领导人在自己名字上画个圈,这样领导人是否看了文件一目了然,履行这个手续领导者也不费事。这个方式很受领导者欢迎,逐渐成为一个制度。
“买表事件”的风波
1954年初,主席带着我们在杭州研究起草宪法工作,一天,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对汪东兴、叶子龙说:“过去我们缴了国民党一批手表,存在库里,总放在那里也没意义,我们准备处理了。你们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很需要掌握时间,但有些同志还没有表,我想处理给你们一部分,请你们统计一下!
叶子龙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也登了记。几天后,除叶子龙等少数人没买,大部分工作人员一人买了一块处理的手表。我得到的那块手表是瑞士的,好像三十多元钱。
对这件事,当时我们以为很正常,没觉得有什么问题。虽然带有“优先”的因素,毕竟大家都花钱了。没想到主席对这件很不满意,批评了汪东兴、叶子龙。
戴上表的第二天,主席发现我手腕上有表,便问我:“家骥在哪个商店买的手表?”“不是在商店买的!蔽一卮鹚!按幽亩虻哪?”主席有点奇怪地又问。我只好照实汇报。
第二天,主席把汪东兴叫去批评道:“你们跟我到杭州,为什么不考虑影响?当地处理东西为什么不给当地人而给你们。如果不是你们的特殊身份能是这个价吗?以后绝不允许发生这类事情!苯幼胖飨纸幸蹲恿,问道:“这次买表,你也买了吗?”
“我有表,没买!币蹲恿缡祷卮!罢饩投粤。但你们是负一定责任的人,不光自己注意影响,还应使大家都做好!
这件事给汪东兴、叶子龙和我们敲了警钟,大家都比较自觉地注意这类问题了。
[上一页]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