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毛泽东舍小家为大家,动员组织自己所有的亲人参加革命,他一家先后有6位亲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幸存的亲人没有一人在中央或地方担任要职,曾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大弟媳王淑兰,只留在韶山故里做接待和宣传讲解工作;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弟岳母周陈轩,晚年也只是和女儿一起过着平凡的生活。
毛泽民的结发妻子王淑兰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他刚刚在韶山宾馆住下,就问韶山公社书记毛继生:“四嫂呢?她在不在家里?”
毛继生说:“她到长沙去了。今天上午,我们已派人去接她回来!”
毛泽东说:“对,应该请她回来。她回来了,就有人帮我待客了!”
这里所说的四嫂,就是毛泽东大弟弟毛泽民的结发妻子王淑兰。毛泽民在家族排行第四,按乡里习惯,人们都称呼其妻为四嫂。王淑兰是一位缠过足的旧式女性。她和毛泽民的结合,是依照流传千百年的传统老规矩办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于王淑兰出身农家,她嫁到韶山南岸上屋场毛家后,很快就适应了农村新媳妇的生活。每天雄鸡刚刚报晓,她就起床,生火做饭,清扫庭院,缝补浆洗,喂猪放鸭。农忙季节,也时常下田干活,一天到晚总是忙前忙后,经常要忙到月上树梢,才有歇息的机会。对于这样繁重的家务劳动,王淑兰从来都没有怨言,自然获得邻里的夸赞和公婆的喜欢。
虽然是包办婚姻,王淑兰和毛泽民却十分恩爱,相敬如宾。短短几年时间,他们生育了三男二女。不幸的是,除女儿毛远志长大成人外,其余都先后夭折。作为母亲,王淑兰尽到了最大的责任。
如果不是大哥毛泽东的一项伟大计划使她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她也许也会像千千万万的农村妇女一样,生儿育女,勤劳苦作,默默无闻地走完人生旅程。
毛家的两位老人相继去世后,按照乡俗,家中由长兄主持家政。但毛泽东常年在外,小弟毛泽覃也在长沙求学,毛泽民便成了事实上的户主。1921年春节,毛泽东和毛泽覃从长沙回韶山老家过年。毛泽民觉得,应该趁这个机会,将家中的收支情况告诉哥哥和弟弟。
家中不时有客人来串门。毛泽东和毛泽覃也忙着拜访亲友和同学。正月初八,是母亲文氏的冥诞。晚上,兄弟妯娌围炉烤火,吃南瓜籽,抽旱烟,一家人十分融洽。毛泽民搬出账本,将这几年家庭的种种变故以及各项开支,细细讲给大家听。毛泽东向他扬扬手,示意他不要再说了。
这些年来,毛泽东很少过问家事,全靠毛泽民夫妇在家操劳。尤其是在父母最后的日子里,求医问药,端茶送水,都靠他们夫妇两人。因此他很感激弟弟和弟媳。但自从在北京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后,毛泽东已树立了改造中国的志向。他觉得如果老纠缠在这些银钱出进的家庭事务中,最后至多成为一个像父亲那样的谷米商人,或是猪牛经纪人?膳┐遄钊鄙俚,不是精明的生意人,而是矢志改造旧农村、建设新世界的革命者。他多么希望弟弟也和自己一起,来干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于是,他缓缓地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看这些账就不要算了,田也不要种了。你才20多岁,跟我到长沙去,再读点书,一边干点活,将来做些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事吧!”
毛泽民有点动心,但也有顾虑。他说:“可是,家里的田土总不能让它荒了吧。房子不住人,也会破败掉的!
毛泽东说:“田让给家里穷、又会种田的人种去。房屋也让给没房的人家去住。至于别的东西,该送的就送人,该丢的就丢了!”说着,把目光投向王淑兰:“四嫂,你想不想得通?”
王淑兰是南岸上屋场唯一的女主人,她的意见至关重要。毛泽东每次回家,总要带回许多新鲜的消息。听大哥说过苏俄实现了共产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乍听这些,她总觉得那是遥远的事。现在,大哥说,田土送给别人种,房子借给别人住。大哥是不是想首先在自己家里实行“共产社会”呢?王淑兰呆住了。但她一向敬重大哥,既然他把共产主义社会描绘得那么美好,而且又十分肯定地预言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她还犹豫什么呢?她迎着大哥期待的目光,坚定地说:“为了奔一个好社会,丢弃一点坛坛罐罐,我想得通!
于是,韶山十里八乡立即爆出一条新闻:南岸上屋场毛顺生阿公的几个崽女,还有儿媳妇,把田土都送人了,房屋也借给别人住了,连过年剩下的熏鱼腊肉,也送给了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乡亲们都觉得好稀罕。直到许多年后,人们才明白过来,正是这种义无反顾的毁家兴邦的决心和勇气,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航船。
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王淑兰和毛泽民一起去了长沙。丈夫在大哥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当庶务,一边管吃喝拉撒,一边学习革命理论,投身革命运动。她则在家料理家务,抚育儿女。家里常有许多人来,彻夜谈论着革命工作,有时也争论得面红耳赤。这时候,王淑兰往往默默地坐在一旁,不时沏茶续水,尽一个主妇的责任。这样,通过旁听,她也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几年之后,她回韶山生孩子,正赶上乡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孩子一满月,她便投入其中,当上了韶山女界联合会执行委员,以大胆泼辣而著称于韶山冲。1926年秋收以后,毛氏公祠祭祖。根据祠堂惯例,这是男人们的事情。王淑兰偏偏不信,她带领一群毛姓女子,跑进祠堂,和男人们平起平坐,一起吃祠堂的祭祖酒,打破了女人不能进祠堂的旧习。由于她的出色表现,这年冬天,王淑兰被吸收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以后长达20多年的革命斗争中,不管环境有多么险恶,个人有多少困难,她都没有辜负这个光荣的称号。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军队来韶山“清乡”,王淑兰无法安身,只好跑到长沙,后来离开湖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9年,因叛徒出卖,她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长沙井湾子陆军监狱。囚室里,没有床铺,地上铺着潮湿的稻草,没有阳光,空气不对流,屋里臭气熏天,真是一座典型的人间地狱!
严冬来了,外面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一天下午放风时,男监那边有人向女监打来一个雪球,女监这边也进行还击,雪仗越打越激烈。突然,有一个雪球落地开花,露出一张纸条。王淑兰警觉起来,连忙抓起那个纸条,闪进屋里。只见纸条上写着:我们要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王淑兰一思忖,用铅笔也写了一张纸条:我们同意。她把纸条捏进雪球里,使劲扔过去。雪球恰好打在那个丢雪球过来的人的脑门上,引得哨楼上守望的士兵哈哈大笑。
通过这种方法,他们串联了监狱中的6名共产党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王淑兰被选为女监党小组长。他们开展了要求改善政治犯生活条件的斗争,要求改睡稻草为板铺,延长放风时间,女监政治犯要和刑事犯分开……坚持了半个月,狱方被迫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王淑兰坐监狱的时候,带着6岁的女儿毛远志。同狱有一位叫罗醒的女共产党员,带着5岁儿子小华初。由于监狱里常常有人被拉出去枪毙,这两位拖儿带女的女共产党人相约,不管将来谁牺牲了,留下的后代,就由活着的人抚养成人。
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攻克长沙,救出了正在狱中受难的共产党人。王淑兰一双小脚,不能跟队伍行军打仗,组织上叫她就地隐蔽。罗醒则随红军转移,临行前,她把儿子华初领到王淑兰跟前,叫他跪下:“孩子,从今以后,这就是你的亲娘!”王淑兰拉起孩子,说:“对,你就是我的孩子。要饭时,我多要一口,一定要把孩子拉扯大!”送别了罗醒,王淑兰带着孩子,开始了漫长的流浪生活。她要过饭,当过佣人,乞食补衣,历尽了人间沧桑。
七七事变爆发后,1937年12月,八路军在长沙设立了驻湘通讯处,负责人是徐特立。王淑兰立即去找他。她说:远志是毛家的根,华初是革命烈士后代(她们分别不久,罗醒就牺牲了)。两个孩子都十几岁了,应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而她本人如果没有孩子的拖累,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徐特立听后,十分赞赏她的想法,于是设法将远志和华初送往延安。
随后,组织上分配王淑兰做湖南省委的秘密交通员。她在军警、特务遍布的地区,来往穿梭,传递党的文件和情报。她胆大心细,善于随机应变,数年间竟没有出过任何差错。敌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个衣衫褴褛的小脚女人身上,竟藏有共产党的那么多机密!
1944年冬,党组织派她和另一位同志去衡阳大雁头建立秘密交通站。不久,日军进犯衡阳,形势急剧恶化。王淑兰与组织失去了联络,仿佛一只失群的孤雁。幸亏党组织很快找到了他们,王淑兰才又继续活跃在秘密交通战线上。
全国解放后,王淑兰来到北京。按照惯例,对于这样一位历尽苦难、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女性,组织上是应该委以重任的。但王淑兰没有文化,而且年纪也不轻了,因此,组织上考虑安排她到一个环境幽雅的地方去休养。然而,王淑兰坚决不干。她的理由很简单,她是一个革命者,只有不停地工作,生命才会有意义,让她闲着,肯定会闷出病来。她主动向组织请求:干不了大事,看大门守仓库也行。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组织上为难了。因此,她的工作安排就一直落实不下来。
一天,毛泽东把她接去,两人拉起了家常。毛泽东说:“四嫂,听说我们南岸上屋场老家,每天都有许多客人去,也不晓得有没有人招待。我想请你回到那里去,帮我待待客,你看如何?”
是啊,这么多客人来了,却没有主人在家,这多么失礼呀!
“行,我马上回去,扫地烧茶,敬烟待客!”王淑兰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毛泽东笑了,说:“也不要你扫地烧茶,你可以找几个助手。乡下有句俗话么,在家不会迎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只要不怠慢了四方宾客就好!”
就这样,王淑兰告别京城,昼夜兼程回到了韶山,在招待所做接待工作。她没有任何官衔,每天陪着国内外络绎不绝前来韶山的客人参观。韶山故里的事情有的是她耳闻目睹,有的是她亲身经历,所以,她给前来参观的客人介绍,既不要提纲,更不要讲稿,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合适像她的讲解员了。
王淑兰是当年韶山南岸上屋场唯一幸存的革命女性,也是一位默默无闻,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女英雄。毛泽东回来了,第一眼没有看到她,一种沉甸甸的失落感顿时油然而生。
幸好王淑兰闻讯立即从长沙赶了回来。久别重逢,王淑兰拉着大哥毛泽东的手,眼里噙满了激动的泪花。
毛泽覃的岳母周陈轩
周陈轩是毛泽东小弟毛泽覃的岳母,毛泽覃之子毛楚雄的外婆。她祖籍江西临川鹏坊村,娘家姓陈,夫家姓周,后来便叫周陈轩。丈夫周模彬,曾任直隶知州,人称道台。辛亥革命后,他在长沙市松桂园买房定居,成为当地一户很有声望的人家。一个偶然的机缘,将长沙周家和韶山南岸上屋场毛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周家的女主人,昔日的道台夫人周陈轩,在她的后半生,把全部的爱甚至于她的生命,都交给了毛家。对这位善良的老人,韶山冲里老一辈人至今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1925年,毛泽覃在长沙黄家坪颜子庙平民学校教书。在他任教的班上,有一位名叫周国英的女学生,成绩特别好,当时住在她的婶子周陈轩家。大凡老师总是偏爱成绩好的学生,毛泽覃在家访时认识了周陈轩,还有她的女儿、当时正在含光女子职业中学上学的周文楠。
过了一段时间,含光女子职业中学国文教员张先生因病住院,请好友毛泽覃去给他代课,这样,毛泽覃和周文楠又见面了。待张先生病愈出院,毛泽覃和周文楠已经很熟悉,并且互相都有了好感。
那时候老师和学生谈恋爱,似乎也是一种时尚。然而,周文楠的哥哥周祖余却反对这门婚事,他觉得毛泽覃出身农家,与周家门不当户不对。母亲周陈轩的思想却很开明。她说:“会选的选儿郎,不会选的选田庄。泽覃这孩子聪明好学,热情仗义,人不错。你管他的上辈人是种田的,还是打铁!”
周家讲究长幼有序,母亲为女儿做了主,儿子就不敢多言了。
这年秋天,毛泽覃跟大哥毛泽东去了广州。不久,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覃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他写信给周文楠,要她前来广州。周文楠征得母亲和哥哥的同意后,去了广州,在妇女运动讲习所学习。妇运讲习所和农运讲习所同堂听课,周文楠因此眼界大开,懂得了很多革命的道理。1926年夏天,毛泽覃和周文楠在广州正式结婚。
1927年初,周文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广州的反动势力也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毛泽覃和周文楠的处境十分危险。周文楠怀有身孕,行动不便。当时,毛泽东负责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已随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为此,大家都劝毛泽覃夫妇赶快去武汉。
毛泽覃和周文楠乘船经上海去武汉。在轮船上,夫妇俩与化名杨举的二哥毛泽民不期而遇,他们结伴而行,很快就找到了大哥。那时,毛泽东一家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房子不宽裕,杨开慧刚刚生下小儿子岸龙,正在坐月子,毛泽东的事务很忙,因此家里比较乱!,毛泽东把家人都找来,说,我们要赶快转移,都呆在这里,一旦情况有变,就是等着别人来杀头。他对全家做了安排:他本人留在武汉,继续观察形势,泽覃去江西,开慧和文楠由泽民护送回湖南。在当时情况下,这当然是最佳选择。但周文楠有点不乐意,杨开慧也面有难色。然而,情况紧急,容不得她们儿女情长了。
6月的一天早晨,两位女眷和毛泽民踏上了回湘之路。毛泽东和毛泽覃去车站送行。在火车开动的那一刻,周文楠伏在杨开慧的肩上哭了。她和毛泽覃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他们的诀别!
毛泽民他们回到长沙后,都在松桂园周家住下,受到了周陈轩的热情款待。几天后,杨开慧带着孩子回了乡下板仓的娘家,毛泽民去了韶山,周文楠在母亲的细心照料下,等待生产。
过了些日子,毛泽东也从武汉回到长沙,专程去看望弟媳周文楠,自然也就认识了亲家娘周陈轩。老太太慈眉善目,待人热情,她特意腾出房子,给毛泽东住。住了一个晚上,毛泽东心里忽然灵机一动:周家房子宽敞,老太太心地善良,前道台大人的私邸又便于掩护,何不把湖南省委机关设在这里呢?于是,他去找老太太商量,并且告诉她,这样可能有危险,需要她的配合。周陈轩早在心里猜想他可能是革命党,但她没有二话,说:“大伯伯在这里,不要讲客气。有什么事要我们去做,只管吩咐就是了!”
从此,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如夏明翰、萧三、郭祝遐等,经常来这里议事。周陈轩泡茶敬烟,热情待客,有时还亲自下厨。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1927年9月8日,周文楠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毛楚雄。周陈轩高兴得合不拢嘴,忙着为外孙做一堂热热闹闹的三朝酒。然而,孩子的父亲毛泽覃去了江西,音讯不通,大伯毛泽东前几天去了浏阳。孩子是毛家的根,毛家人不到场,三朝酒就没有意义了。
那就等吧!等了10天,孩子的父亲还没有回来,大伯也没有回来。等了半个月,他们仍然没有音讯。一个多月后,周陈轩和女儿隐隐约约地听说,秋收起义没有成功,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三朝酒没有做成,长沙城里的风声却越来越紧,一批又一批的革命者被枪杀在荒郊野岭,一队队戴着脚镣手铐的共产党人被押着游街示众。往日繁华热闹的长沙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1928年3月的一天晚上,一伙人冲进周家,将周文楠和她才6个月的儿子一起抓走,关进了监狱。
接下来的日子里,周陈轩带着儿子四处奔走,多方营救,但当局根本不给这位前道台夫人—点面子!
周文楠一被捕,就遭到严刑拷打。但她只承认是毛家的亲属,不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于是情况有了转机,当局准许周陈轩去探监。这时候,周文楠在狱中患了痢疾,严重失水,几近虚脱。周陈轩拿出私房钱作抵押,请长沙小吴门一家纸店的老板出面担保,言明病好后回监,这样才把周文楠保释回家。
周文楠在家里调养了一个月,身体渐渐恢复,敌人又把她关进监狱,孩子只能留给外婆带。趁女儿在家,外婆周陈轩给外孙毛楚雄补办了三朝酒。没有宾客,气氛很压抑,做外婆的心里极其难受。
1930年7月,彭德怀率军攻克长沙,救出了全部政治犯。楚雄盼妈妈,外婆盼女儿。然而,周文楠却没有回来。红军退出长沙后,周陈轩上街去找,在浏阳门外,只见尸横满街。她思女心切,胆子陡然大了起来。一百多具死尸,她一个一个翻开看了一遍,仍然没有发现自己的女儿。后来,有人带来消息说,监狱里跑出来的人,都随彭德怀去了苏区,周陈轩心头的一块石头才落了下来!
女儿走后,周陈轩悉心照料着小外孙。她期待着有—天,孩子的爸爸和妈妈突然归来,将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小子交给他们。然而,1935年4月间,周陈轩从报纸上得悉了女婿毛泽覃遇难的消息,她伤心地哭了好几场。
周陈轩丈夫在世时,虽然留下了一笔积蓄,但儿子—直没有谋到满意的差事,又时常生病,家庭经过几番变故,渐渐坐吃山空。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也为了抚育楚雄,周陈轩先是变卖细软,后来又卖房产。1936年,当女儿周文楠被娘家族侄营救脱险回到长沙时,她家的生计已经相当窘迫了。
党组织没有忘记他们。韶山中共秘密组织及时派人寻到长沙松桂园来,把他们一家接到了韶山。周文楠去毛氏祠堂教书,周陈轩则带着楚雄住在毛家的老屋南岸上屋场。这里山明水秀,人心古朴,乡里人都尊称她为周外婆。在浓浓的乡情中,周陈轩一家的生活很快安定下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乡间开始有人去延安。毛泽东得知周陈轩一家搬到了韶山,立即托人带回一封信,并寄来20块大洋,要周文楠去延安。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又写信给族兄毛宇居:
“……楚雄已寄微款,尔后可略接济,请督其刻苦节省。周先生渐留居韶山甚好,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
信中的周先生就是周陈轩的儿子周祖余。毛泽东早把他们看成一家人了!
周文楠去延安后,周陈轩和儿子、外孙一起,在韶山苦熬时光。楚雄去毛氏祠堂上学,要经过两口水塘,她怕他掉进水里,总是风雨无阻,按时接送;楚雄跟小伙伴上山砍柴,她要到路上去接;楚雄晚上做作业,她为其掌灯?梢运,周陈轩把她所有的爱,一股脑儿全部倾注到了小外孙身上!
楚雄长到18岁那年,三五九旅南下到了湖南,王震旅长决定将他带到延安去。周陈轩含着热泪送别了小外孙。
从外孙离家的那一天起,周陈轩就开始天天盼望他归来。这时,她的儿子不幸染上肺病去世,她孤身一人住在上屋场,在无尽的企盼中打发时光。春天来了,她上山采来菌子晒干,用缸子盛着;秋天,山上的毛栗熟了,她就摘来用袋子装着。这些都是外孙楚雄最爱吃的,外婆年年为他准备着。
然而,楚雄自离家后除来过一封信外,再也没有消息。周陈轩着急了。解放后,韶山有人去北京看望毛泽东,她便给毛泽东捎口信:请叫楚雄回家打一转,外婆日夜都想他!
但是外孙楚雄再也不能回来了!1946年,他作为解放军谈判代表,被背信弃义的胡宗南部队残忍地活埋在陕西省宁陕县东江口!
怎么能把这样一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周陈轩呢?毛泽东为难了。他知道楚雄是外婆的心头肉,也是她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一个年届古稀的老人,能够经得起这沉重的打击么?1950年5月12日,毛泽东写信给在沈阳工作的周文楠:
“接你母亲去东北和你一道生活一事,我认为是好的。我可以写信给湖南方面发给旅费。唯你母亲年高,—人在路上无人招呼是否安全,是否需要你自己去湖南接她同去东北为妥当,请考虑告我。如你自己去接,我给湖南的信即由你带去!
接信后,周文楠赶往北京面见毛泽东。毛泽东特别嘱咐说:“请你告诉外婆,就说我说了,楚雄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是韶山人民的好儿子。我把他送到外国很远的地方学习去了,一时不能回来,也不能通信。免得老人挂念受刺激。时间长了,慢慢也就好了。楚雄年龄不大,为国捐躯,虽死犹荣。以后要好好照顾外婆,经常安慰老人家!”
周陈轩被女儿接到沈阳后,常常惦念着韶山,说要回去看看。王淑兰知道了,就从湖南去看望她,告诉她韶山的种种变化,转达乡亲们对她的问候,老人听了,高兴得合不拢嘴。
有一回,毛泽东在与当年湖南第一师范同学、南京师范学院熊廷辉教授闲聊时,深情地说:“周陈轩外婆,带着我弟弟泽覃的儿子楚雄,在韶山住了10多年。老人家抚养革命后代费尽了心血,生活很苦,没有怨言。周外婆是一位很好的老人!
1968年8月,周陈轩在沈阳去世,享年88岁。老太太生前多次说,她在韶山住了13年,是她一生中住得最久的地方,她希望死后能葬回韶山去。周文楠写信给毛泽东,转达了老人的愿望。毛泽东通过中央办公厅复信:请周文楠自己安排。周陈轩的骨灰被护送回韶山时,乡亲们按照传统的方式,将老人的骨灰安葬在毛泽东故居对面的山上,与毛泽东的父母一起,长眠在那青山绿树之中……(黄禹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