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十二五”跨越期:转变发展方式是主线(2)
培育核心创造力和个体自主性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十二五”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报告》课题研究组成员、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研究员莫建伟说，“十二五”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着眼点应当以培育文化创造力为核心，以激发公民文化创造力为重点。文化产业的业态是以个体创作者、中小企业为主要形态，因此，提升、促进个人创造力，将有助于文化产业迈向优质化、多元化之路。
他介绍说，跟西方社会相比，我国大众文化市场的形成期来得较晚，大抵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市场才开始进入跳跃式的增长期。在高速发展期，过往长期压抑的文化创造力和消费需求一并爆发，社会充斥着未及细嚼的进口文化、急于摸索新路向的情绪、表达创造能力的强烈诉求、追求文化新体验等多股巨流，牵动起文化创意活动、产业结构和文化市场涡轮式的更替变革。
与西方国家文化产业重回到个体性创作主导的发展阶段不同，我国文化产业现阶段的核心价值——创造性和创新精神——在不同领域仍受一些制度性因素制约。要提升个体活力和创造力，建立新时期的物质文化，政府需要投入更大力度改革文化体制及相关体制、减少不必要的限制、确立公民的文化权利、鼓励多元的创作文化。
莫建伟强调说，若“十一五”或此前时期是我国文化产业的始发阶段，下一阶段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应该只着重产业体积和经济总量的提升，盲目追求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巩固文化产业的核心创造力和个体自主性，为下阶段文化产业专精化和迎接质的变化作好准备。
文化产品兼备一体两面的价值，扩大文化产品在消费市场的销售份额体现了产品的商品经济价值，但必须认识到，可从文化产品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体现出的艺术性、个性、创造性和精神内涵，来判定它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后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社会和文化价值才是彰显个体创造力和文明阶段性发展的最佳指标。两种价值本质上并不分割，在现实里却不一定同轨并进。
莫建伟举例说，精致的文化作品如昆曲《牡丹亭》，纵使表演门票卖不上千万元，但其艺术性和承传文化的功能和作用，不会因为门票收入比不上好莱坞电影而让它的艺术性和文化精神褪色；一部深刻反映当前社会现况和问题的纪录片，其引发社会思考的文化价值也不一定低于票房收入以千万元计的流行歌曲演唱会。
因此，从政策层面过于强调市场价值的重要性，往往患上忽视维护有利于文化创作的环境的毛病，因为文化精神价值不容易显现，往往跟政府如何保育传统、保护文化资源、推动创意教育、维护最低约束性的政治社会条件有莫大关系。
简言之，从政府角度而言，设定下阶段文化产业政策的目标，不应单纯讲求经济效益，应当把打造有利于创作和创新的社会环境，保障、鼓励个体创作权，放在政府政策议题更高的位置。
更加关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
“十一五”以来，我国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趋向，就是更加注重地方。尤其近三年以来，中央连续出台了十几个专项支持地方发展的文件。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发展区域性的重点项目，形成文化产业带或者文化产业聚集区，这样能引起地方的共鸣，既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推动地方的工作。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齐勇锋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现在改革发展已经到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阶段，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文化产业发展跟区域城市化进程、新农村建设和旅游、电信、体育以及制造业、农业等其他行业充分结合起来。
齐勇锋说，以河南为例，河南要建设八个文化改革发展实验区，包括一个地级市(开封)和七个县级市。这个方案基本上是以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为核心，带动整个县域和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不仅是一套文化产业规划，更是一套综合改革方案。
目前，文化旅游实验区在国内的建设和发展方兴未艾。例如海南国际旅游岛，云南文化旅游综合改革实验区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安徽以黄山为中心的“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广西的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湖南大湘西文化旅游战略等，大都是依托当地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和区位优势，通过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结合生态文化建设，探索一种适合国情、区情的新的区域发展模式。
张晓明也提出了产业振兴要和区域平衡并重的观点，并且要更加关注空间布局。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说，经济发展总是一个个产业更替的前后顺序，但是区域是一个空间结构，现在可能是到了更加关注空间结构的阶段。我国文化产业在前一阶段的发展中已经开始出现东部地区文化资本效益下降的情况，而西部一些落后、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省份，比如说四川、西藏，文化投资的效益反而要比东部地区高。这样的趋势说明我们国家的文化产业需要强调空间布局上的平衡，使得一些支柱产业有伸展空间。
他还提出，我国文化产业从空间布局上太受行政区划的影响，不够合理。所以应该提出一个跨行政区域的全国性空间布局的设想，以实现跨区域、跨行业的新的文化产业的合理布局。我国一些不发达地区的文化资源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更为明显和突出，而消费者愿意花钱购买的内容恰恰是这些原创的、差异的、不可替代的部分。因此我们要更为关注如何将这部分资源转化为产业，不仅仅是产品，还包括服务。城市和农村，东部和西部，传统和现代，“十二五”期间应该更加注重如何规划这些层面的文化产业发展。
要“大中小并举”
据学者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好莱坞最具活力的电影生产者仍然是独立制片公司；2008年美国电影市场共上映了610部电影，独立制作占了444部。当然，众多具规模的独立制片商事实上与六家电影集团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个别中小型独立制作公司也是电影集团的控股附属公司。这种网络结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好莱坞电影市场繁荣的局面。
我国内地文化产业市场的发展虽然和发达国家的情况有别，但文化企业“大小并存”的局面却普遍存在，与西方国家的情况并无二致。例如，尽管外资跨国广告公司已打入内地广告市场超过十年，但这些4A级的集团仍面对大批土生土长的中小型广告公司的挑战，大小并存的局面反而有助于促进竞争。
张晓明说，文化产业领域既需要大企业又需要小企业，要防止过分垄断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消极影响。他提出了“不要被资本绑架”的观点，好的文化创意需要经年累月甚至是几代人的积累，要有一种比较好的心态，一旦被资本市场过度绑架，把所有的东西都折算成钱，并不利于文化产业的长远发展。
莫建伟认为，过去一段时期由于政府鼓励文化企业“做大做强”，而且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推动国有企业走向集团化、面向市场，使得一批又一批的国有文化企业成为政府政策扶持的重点对象。倾斜政策的效果虽然达到促进国有文化企业走向市场，以确保这些企业在经济转型中保持活力的目的，但钟摆过于倾斜，反过来在为民营文化企业创造环境、兼顾促进多样化文化发展的政策目标上出现问题，容易造成民企创意活力不足、市场发展不均衡的状态。在这种资源和培育环境严重扭曲的格局下，文化多样性和均衡发展的目标将更难实现。
他表示，文化产业内部个体创作者、中小企业、企业集团三者的角色和作用，往往随着产业门类及市场环境条件产生不同的组合、分工和合作。我国文化产业政策以往把重点放在发展企业集团化的方面，虽然是顺应国有体制迈向市场化的总趋势，但要提升文化产业的活力和能力，必然要促进个体创作者和中小企业的创造力和竞争力，这是理顺文化产业结构不可或缺的重大政策趋向，也应该是“十二五”时期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工作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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