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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十一日，中信泰富在香港复牌，股价沽压沉重，跌幅逾四成半，一度跌至七点四六元，是一九九一年十月以来最低。中午收市报七元八角八仙，较停牌前一十四元五角二仙，下跌六元六角四仙，跌幅约百分之四十六。图为主席荣智健二十日出席记者会情形。 中新社发 谭达明 摄

　　因澳大利亚铁矿石项目失利，中信泰富已亏损共8.08亿港元；而仍在生效的杠杆式外汇合约，按公平价定值的亏损更高达147亿港元。事件爆出后，相关责任人已辞职，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的女儿也遭到处分。而尽管声明对此事不知情，荣智健本人也遭遇舆论问责。实际上，在此次金融海啸中遭遇巨亏的不止中信泰富。此前中国平安也因投资富通浮亏220多亿元。

　　在世界经济形势急剧变化的今天，国企经营中的风险特别是海外投资风险日益突出。一份报告显示，国企与国外财团的合资企业亏损或持平企业约占2/3，盈利企业仅有1/3。尽管说，投资有风险，但如何对国企(国有资产)投资风险进行控制和监管，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现实问题就是，这些国有资产的负责人是否需要对投资巨亏负责？如果要负责，该负什么责任？经济责任？还是法律责任？

　　显然，从一般意义上讲，作为经营者(主要是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国有资产负有保值增值的义务，不能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显然不能算得上合格的经营者，也不具备继续担任经营者的资格。如在企业经营和投资决策上导致亏损，即使决策程序完全合法，按中国人通常的说法，至少要负领导责任，或者调离岗位，或者引咎辞职。在这个意义上，即使荣智健声明自己对该项投资不知情，也未必能免去其所应担负的领导责任。而若如其所言，这么大的投资公司负责人居然不知情，反而更暴露出企业管理上存在的漏洞。

　　那么，巨额亏损企业的经营者，是否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乃至刑事责任？这还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一种情况是，投资决定是经过正当合法的程序作出的决策，经营者没有任何渎职、玩忽职守等违法行为，那么，就不至于追究其刑事责任，毕竟现有法律中没有“国有企业经营不善罪”，企业经营本身就是一件带有市场风险的事情，再精明的经营者也不可能化解所有的市场风险。但这并非意味着经营者不用承担其他法律后果，比如，《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下称<条例>)规定，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终身不得担任任何国企负责人。

　　另一种情况是，导致巨额亏损的投资决策是基于某种不正当、不合法的情况下作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国企负责人可能在此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行为，以自己的个人意志影响甚至代替集体决策，或者任由可以预见的损失后果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证据充足，经营者就可能难逃刑事责任。

　　目前来看，我国对国企海外投资的控制和监管依然缺位，这方面的法律规定还比较粗糙。一方面，现有的《条例》相对比较原则性；另一方面，《国有资产法》尚未出台。可喜的是，地方上已经有对此进行规范的尝试，如深圳在2005年出台的《深圳市属国有企业投资管理暂行规定》中就规定，市属国有企业原则上不得从事非主业投资，不得从事高风险投资活动。国有资产当以关系国计民生的稳健投资为主，参与高风险投资乃至投机活动显然与其使命相悖。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鉴，希望中信泰富和中国平安的巨亏能够成为一个反面案例，为未来的制度完善提供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