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于7月29日至8月1日访问中国，这是他就任财政部长以来第四次访华，也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访华。保尔森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就推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程等与中方交换意见。
从保尔森访华前后发表的一系列讲话看，此次访华有一根明显的主线，就是为战略经济对话辩护，希望各方对战略经济对话保持信心，希望战略经济对话成为解决中美经贸问题的主要工具。访华前夕，保尔森在美国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痛批“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已经失败”的言论。8月1日，保尔森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会谈中特别强调，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建立的，双方应共同努力使之成功，这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保尔森如此反复强调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重要性，并积极维护战略经济对话的信誉，既有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的考量，也考虑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特征。
从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看，国会的一些议员认为，对保尔森的观察期已经结束，战略经济对话的试验已经失败，是动用对华经济制裁的时候了。一年以前，保尔森上台之际，中美经济关系非常紧张，国会参众两院提出多个制裁中国的议案。保尔森上任后，积极游说国会议员，希望国会能保持一定的耐心，给他一些时间，让他通过对话解决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在保尔森的劝说下，多数提案的国会议员同意给他一次机会，撤回了议案或推迟了对议案的表决。
然而，三次战略经济对话结束后，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议员感到对话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于是，最近几个月来，国会议员们又开始纷纷提出新的议案，准备再次举起对华制裁的大棒。就在保尔森访华前夕，参议院金融委员会通过一项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法案，该法案可能导致对中国进行新的贸易制裁，其中包括对中国所有进口商品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在这种情况下，保尔森为了持续推进自己的对华经济战略，必须说服国会再耐心一点，让战略经济对话继续进行下去。
从中美经贸关系的性质看，中美两国现在谁都不敢轻言制裁，制裁对双方都是严重的灾难。尽管中美双方都期望自己手中掌握足够的大棒，能迫使对方完全满足自己的愿望。但事实上施压和制裁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已经不再是有效手段，这也是建立战略经济对话的根本原因。不以制裁相威胁，不以施压为主要手段，也是战略经济对话的主要特征之一。尽管中美关系目前仍是一对不平衡的双边关系，但中美双方对彼此经济贸易的依赖程度在加深，合作则双赢，对抗则两败俱伤。
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和《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吉米霍格兰德分别将中美之间的经济对抗能力称为“经济恐怖平衡”，正如当年美苏之间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一样，“经济恐怖平衡”也能保证中美之间稳定的经贸关系，任何一方都不能承受大规模经济制裁的损失。
据中方统计，2005年中美贸易额达到2116.3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第四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来源国。据美方统计，2001年至2005年的4年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118%，年均增长21.5%，是美国对全球出口增幅的4.9倍。据摩根斯坦利公司的材料，仅2004年，中国向美国出口质优价廉的商品就为美国的消费者节约了1000亿美元，美国对华贸易为美国创造了400多万个工作岗位。美国公司从中美经贸合作中获利丰厚，增强了全球竞争力和在美国本土的持续发展能力。2005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额达到了1076亿美元。到2006年2月止，中国外汇储备达到8537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其中2005年购买的美国国债为242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难像上世纪90年代初一样轻言制裁中国。当然，中国也不愿同美国搞经济对抗。
因此，寻找中美经济关系的共同利益或重叠部分是双方战略经济对话的重心，也是中美经济关系的惟一理性出路。双方应当在会谈中将各自期望的盘子拿到桌面上，深入地分析其交叉点和分歧，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耐心地找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坚持自己的利益，单方面要求对方作出让步。对话、磋商既是双方实力以和平方式博弈的过程，也是一个加深理解、相互妥协的过程。
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而言，从一开始它就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干扰和压力，使经济层面上的问题变得更复杂、更难解决。每次战略经济对话之前，保尔森都会不断约见美国各界人士，主动向媒体投书，希望降低美国公众不切实际的期望值，希望美国公众保持耐心。然而，仍然有媒体、政治人物给保尔森提出明确的清单，要求中国作出具体的承诺和让步，给人造成美国人是提着大棒来中国的印象。因此，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有成效地维持下去，不仅应本着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精神磋商，也要时刻关注美国国内的政治动态，避免政治因素的干扰。(牛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