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在80年代后期，企业家成长是你研究的重点？
张维迎：当时体改所已经是推动中国改革的前沿阵地，作为初出道的年轻经济学者，我有幸直接参与了当时有关改革政策的研究。当时大多数站在改革前线的经济学者研究的领域都非常广泛，我也一样，研究领域涉及价格改革、宏观调控、企业家成长、所有制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外汇外贸体制改革等许多方面�？梢运�，几乎所有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都去思考、去探讨。当然，企业家成长是我的研究重点。
经济观察报：那时候，中共中央已经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企业家的重要性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
张维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企业家这个市场运行的主体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似乎只要企业有了“自主权”，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企业家的重要性是伴随着改革中企业行为短期化的出现而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的，尤其是到了1986年，改革中企业行为的短期化越来越严重，学者们都在研究和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此时就出现了一种新的主流观点，认为企业家是重要的，但所有制不重要，中国需要企业家但是不需要资本家；造就企业家的关键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给予企业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而不是改革所有制。
经济观察报：你肯定不认同这种观点。
张维迎：非常不认同。1986年9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造就真正的企业家》一文，文章开门见山地说：“商品经济=价格改革+企业家。如果说价格是商品经济中资源配置的信号，企业家则是其运行的决策主体”。
经济观察报：这是你一贯的看法。
张维迎：是这样。我在文章里说，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一个最大区别是，计划经济的运行主体是政府官员，而商品经济的运行主体是企业家；如果说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那么，造就千千万万的企业家则是改革的主题所在，改革的过程也就是经济运行主体企业家化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如何造就呢？你给出答案了吗？
张维迎：我给出的答案是，为了造就一支真正的职业化的企业家队伍，除了逐步放开价格外，还必须改革现在的财产所有制度。造就企业家之所以艰难，原因在于它涉及企业财产制度的改革。企业家是特定的财产制度的产物，没有这样的财产制度就不会有真正的企业家。
经济观察报：但是有人说，不需要改革所有制，在国家所有制下，政企分开就可以，就能够产生企业家。
张维迎：在我看来，国家所有制只能产生官僚经理，而不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因为国家所有制缺乏财产的人格化主体，企业财产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实际上无人所有，代表全民所有权的官员并不是真正的财产主体，他们并不关心财产的增值，所以不能够对企业领导人形成有效的约束，预算约束一定是软的。企业的所有权可以与经营权分离，但是财产关系必须明确。财产关系不确定，企业就只有短期行为不会有长期行为，因为短期收益是自己的，长期收益是别人的。
经济观察报：当时有人认识到国家所有制存在问题，建议把国营企业财产分成股份，由各级政府部门交叉持股，形成政府联合股份公司，选出董事会、任命总经理。你明确反对这种做法。
张维迎：我在文章里说这是典型的 “用在马背上画白道道来制造斑马”，除了增加扯皮、降低效率外，没有增加任何新东西。因为政府官员就是政府官员，绝不会因为被任命为董事就成为真正的股东。企业家不是培养的，而是由市场竞争出来的，造就企业家一是要改革财产问题，二是要放活市场，如果前者是产生企业家的关键，后者是企业家产生的基本途径。
经济观察报：公有制一直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你呼吁改革财产所有制度，颇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党报发这样的文章也够思想解放的了。
张维迎：我说过，那时候中国的政治气候时紧时松，松的时候新的思想就可以冒出来。1986年9月的政治气候相对宽松，否则这样的文章不可能发表。在这篇文章之后，我还完成了两万多字的长篇论文《企业家与所有制》，提出了“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当时任《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的唐宗先生非常喜欢这篇文章，决定在1987年第1期作为头篇文章全文发表，清样已经排出，但1986年底情况突变，开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讨论国有制的第二部分在发表时被删除，只在内部刊物上刊登了，重见光明是90年代后期的事了。而这部分恰恰是论述“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的。
经济观察报：你是如何论述这个“定理”的？
张维迎：我提出以下几条论据：第一，政企分开的不可能性。国家是财产的所有者和利润的占有者，财产风险也就只能由国家来承担。既然国家是最终风险承担者，国家就必须对经营者实行直接的控制，怎么可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第二，所有权约束的无效性。全民的财产和政府的官员之间有无数个 “降压器”，政府官员对于全民财产关心度——初始电压“很低甚至接近于零”，最终输出就更��；第三，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国有制下根本不可能有一支“有志实业，无意仕途”的职业化经理阶层，因为在他们看来，经营企业不过是走入仕途的一个阶梯而已，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快放“卫星”；第四，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在国家所有制下，充其量只能出现“关、停、并、转”，而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破产。没有人因为破产而遭受财产损失，破产又有多大意义呢？第五，经营者与职工制衡关系不可能。既然职工是企业“主人”，经营者就必须处于职工权利的制约之下，经营者就不可能享有一个企业家应有的独断指挥权，不可能自由地解雇工人，不可能制止职工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合理要求，甚至无法制止职工同自己“攀比”。
经济观察报：在国家所有制下，这些问题不可能解决，也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步鑫生、马胜利、周冠五等，都曾经红极一时，最终又都落败，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你的“定理”。
张维迎：企业家的完整定义是什么？第一，企业家要做决策；第二，企业家要承担风险。在国有制下的厂长经理们既没有决策权，也不需要承担风险，那么多所谓的企业家，其实都是虚拟的企业家，实际上也就是官僚。遗憾的是，人们对他们的批评更多地集中在个人品质等方面，很少有人从体制上去思考问题，很少有人认识到“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
经济观察报：不过，你对“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的论证似乎并不严密。
张维迎：从学术的角度讲，我承认这一点，因为我当时的理论功底不够，对于企业家和所有制关系的论述还缺乏理论上的严谨性。1987年10月，我被体改委派往牛津大学进修了一年多，学术上大开眼界。原来没去牛津之前，觉得自己理论学得也可以了，去了以后发现很多新的东西根本不知道，像什么“委托-代理理论”等，越学越觉得自己的理论功底不够，所以进修期满回来后，我决心重返牛津攻读博士学位。但随之而来的八九政治风波使我的出国计划出现了波折。有关领导拿着我发表过的文章请专家审读，看看有没有宣扬私有化的问题。专家的意见是“属于探讨改革、学术争鸣的范畴”，这样我才通过政审，办完出国手续，1990年9月登上飞往英国的班机，开始了我4年的留学生涯。
经济观察报：你在国家体改委工作6年，作为一个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你的主要职责应该是从事政策研究，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但是你的一些研究和文章……
张维迎：我实际上也在研究一些与政策直接有关的问题，如宏观控制中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是我个人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学者，追求理论上的彻底性。对我来说，每个政策建议都不过是理论研究的副产品，都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我绝不为政府已经颁布的政策做注脚，也不会为迎合政府的口味而修改自己的观点。我总是直截了当地表达我的观点，政府听不听是他们的事情。当然，我也不会因为政府没有接受自己的意见就指责政府不尊重学者的意见，因为我明白，政策是政治过程的产物，而不是科学，至少不完全是。我个人更喜欢通过思想的创造、理论的发展来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不在乎提出的建议是不是被政府采纳，我更在乎的是什么？我的思想、我写的书、我的文章是不是影响了那些决策的人，影响了那些思考的问题人。也许我的思想影响了你，你的思想又可以影响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再影响下一个人，思想的影响力是一个链条，我希望自己站在这个链条的上游。总体来说，80年代经济学领域是最为自由的，这就是许多新观念能够出来的原因。
经济观察报：看得出来，你对80年代很有感情。
张维迎：20世纪80年代是激动人心的年代，伴随着中国改革改革的深入，体制转轨中的矛盾不断暴露，中国经济学家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改革的实践也培养了一代经济学家。作为年轻经济学者，我有幸见证和参与了80年代的改革，发表的绝大部分观点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一些观点甚至到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这是我深感自豪的。我没有做童话里那个没有穿衣服的皇帝身边的弄臣。(马国川)
(本系列已发表厉以宁、林毅夫、茅于轼、吴敬琏访谈录，与《读书》杂志共同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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