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呼呼吹着，隔开了小店里的凉爽和店外的酷暑，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牌坊村3社村民甘正凯满脸堆笑地招呼着顾客。
“家里的3亩多土地交给公司打理，5年以后，估计每年能分红6000多元。没有土地拴着，我一家几口都可以到城里做小生意，每年能挣两万多元，这两笔收入加到一起，比一家人都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挖土种田划算多了。”甘正凯有一本很容易就能算清楚的账。
如今，牌坊村的许多村民在自己的公司里打工，有活干的时候，每天能挣30多元。以后，参与分红。
2005年9月，重庆市仁伟果业有限公司(下简称仁伟公司)在牌坊村冒出芽来，这个重庆第一个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形成的农民公司，彻底改变了乡亲们的生活。
“合作社”的坎坷旅程
江津区是中国柑橘的发源地，全国柑橘生产最佳区域之一。上世纪90年代，有多年种植史的“红桔之乡”牌坊村，品种老化，逐渐失势。
2003年9月，“牌坊村柑橘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363户参加，逐步退出红桔市场的牌坊村改弦易张，种植1008亩优质晚熟柑橘。
这是一个旨在搭建“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产业发展模式的试验——合作社负责果园建设、生产管理和果实的采摘交售，引进品种、提供技术和收购销售等工作则由合作方负责。
当时，《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尚未颁布，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中命名的“专业合作社”，徒有其名，实质上是散户“归大堆”式的简单聚合，更未成为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而且，因为过于松散，弊端日益显露。
合作社对内没有强制的调控手段和约束机制，农户各行其是：防治病虫的时间不统一；施肥次数、施用时间、用量不统一；中耕、除草、清园的时间和质量不统一；“锣齐鼓不齐”，管理步调不一。
合作社内各自为政的方式，让苗木管理参差不齐。合作社没有资金统一采购肥料、农药，投入大、管理好的农户合格果比例大，投入小、管理差的农户合格果比例小。
而公司收购时，却只能以合作社为单位统购。社内分配时，投入大、合格果比例大的农户反而吃亏，投入小、合格果比例小的农户却占便宜，形成组织内部利益的激烈冲突。同时，合作社的声誉、产品品牌，都可能受到剧烈冲击。这些潜在威胁让合作社的前景日益暗淡。
关键的是，合作社因为农民仅缴纳10元股金,难以通过资本纽带实现调控，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名义上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事实上却无法履行经济实体的职能。
沿政策红线打出的擦边球
基于对未来的悲观预期，“牌坊村柑橘专业合作社”决定改制，其中一部分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折资入股成立公司。在重庆官方尚未清晰表达对农民土地流转问题的明确立场之前，此举可谓“石破天惊”。因为，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是“悄悄地干活”。
农民公司涉及76名农民股东。因为成立公司时股东数量不得超过50个，在操作时由48个股东代表。
公司的资本金分三块：
第一部分，土地经营权折资。农户自愿入股308.96亩土地，换来优先承包管理和按股本分红的权利。每亩土地的经营权年折资250元，从2004年至2009年，土地使用权折合的资金全部用作公司的注册资本金；2010年至2028年，投产期间土地使用权折资列入当年生产成本。
第二部分，来自地上附作物折资。以柑橘树嫁接口下2厘米处的直径为计价依据，按每毫米0.5元折算，临时苗适当折价。经清理，全园区共有柑橘苗木11612株,折价10.73万元。
第三部分，农户现金入股。每个农户出资200元。
另外，从2005年起各农户享受国家退耕还林补贴的资金，不分发到户，由仁伟公司统一办理结算和安排使用，此款作为仁伟公司的借款，果园投产见效后，还本并结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农民股东”约定，改革完善之后到柑橘正式投产前，贷款作为企业负债处置，见效后先还贷，后分红。
[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