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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昨天開始北京市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車輛尾號限行，從本周開始到10月9日的每個周一到周五，某些尾號的車輛輪流禁止上路。

　　城市交通擁擠是一個很典型的“囚徒困境”。如果道路的拓寬速度趕不上人們買車的速度，就會陷入這樣的一個“死循環(huán)”：馬路上車輛太多交通擁擠出行不便，于是市民必須買車；更多的市民買車之后，馬路上的車越來越多，出行更加不便，無車的市民于是也必須買車；……最終馬路上車越來越多，人們出行越來越難。

　　打破這個囚徒困境，靠市民的自發(fā)行動是不可能實現的，必須要由政府來采取某種措施，這是博弈論所論證的一個基本原理。解決交通擁擠，只有兩種可能：增加道路供給和減少上路的車輛。在城市里短期內增加道路供給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減少車輛上路一個辦法了，而限行客觀上能夠減緩交通擁擠。

　　但尾號限行政策還是招致了很多批評。一個基本理由是，限行實質上限制了居民的財產權；市民原本的預期是車輛能夠自由上路。這個理由在我看來值得商榷。在社會發(fā)展過程中，民眾的權利邊界其實處于不斷的調整過程之中。比如杭州采取了一個措施，劃出一條專門道路，僅供公交車專用。這個舉措市民擁護程度很高，但其實這也是對開車居民權利的一種調整。權利邊界的變遷和調整，其合理性來自于，當某種行為對他人造成了影響，調整權利就是必要的。一個很經典的例子是，某人在電影院里開玩笑喊了一聲“失火了”，這會造成人們奪門而出，可能會造成人員傷亡的“緊迫的危險”，于是法律會懲罰這種行為，這與“言論自由”并不沖突。

　　車輛擠滿了城市的道路，對不開車的市民來說也不公平。其一，公交通行受阻；其二，車輛排出的大量尾氣損害了市民的身心健康，但車主并未因此對市民進行補償。據此，采取某種措施減少車輛上路有其合理性。

　　但目前采取的措施盡管對每個開車的人來說很公平，卻未必是個好主意。比如某人有重要的商務活動，限行就可能給他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對他來說，他可能寧愿買五輛車來應對這個政策。因此，限行不是一個有效率的政策。

　　問題的本質在于，城市里的道路其實是一種經濟資源，你使用了他人可能就使用不了了。如何分配這種資源呢？分配經濟資源，更有效的手段是采取市場化的措施，基本的思路當然是，讓更愿意支付高代價的人優(yōu)先獲得使用這些資源的機會。從這一思路出發(fā)，我覺得可以考慮的政策是，根據道路的容納量，征收高額燃油稅，提高人們開車上路的代價，以減少上路的車輛。

　　當然，征稅所得的使用，也應該統(tǒng)籌兼顧。在程序上，這些稅款應該納入公共預算的范圍，為此，完善公共預算制度應成為與之相配套的改革措施。此外，過多的車輛排放的尾氣污染了環(huán)境，從社會階層的層面來看，富人比窮人更有能力來使得自己免于污染的損害。這非常不公平，富人造成了污染，但后果由窮人承擔。我覺得，這些稅款應該補貼給不開車的市民，或者專款專用于治理環(huán)境污染。如此一來，多使用公共道路的市民多付費，不使用的市民也獲得收益，是一個更有效率也更公平的政策。(蘇振華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