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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布赖特:我是挺棒的国务卿 2001年10月10日 11:00 在200多年的时间当中，美国的国务卿一直都是男性，一直到1996年，奥尔布赖特出任了美国第一位女性国务卿，是什么样的一些个人因素，使她从一位家庭妇女成为美国首席外交官的呢？她又是如何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呢？ 杨澜：我们都非常想了解，您从国务院卸任后的第一天是怎样的情形？ 奥尔布赖特：相当不错，但和以往截然不同，从那天起我可以有时间去旅行，可以和朋友们聊天，然而我也意识到随着我卸下那些曾担负在肩头的重任，我应该着手为新的生活做些打算。 杨澜：什么样的新生活呢？ 奥尔布赖特：我的新生活应该是丰富多彩的，眼下我正在写一本书。事实上那应该算是一本带有回忆性质的书，是对20世纪的回顾，书里记载了大量关于我本人及我父母的生活经历。我和我的父母都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整个20世纪中，那里发生了许多沧桑巨变。而我们的生活正是那段岁月的真实写照，再后来我们举家移民到了美国，所以在书里我也有写到担任美国大使和国务卿的情形。 犹太裔的奥尔布赖特生于1937年，父亲是捷克的外交官，她2岁的时候由于要逃避德国纳粹党的追捕全家迁居英国，直至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后才回到出生地，11岁那年她又随着父母亲到美国定居，并且在那里接受了中学和大学的教育。 杨澜：您从威尔斯利大学毕业才3天就结了婚，当时您对自己的将来有什么设想，有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政治家，或者只是一心一意地想做个忠实的妻子和慈爱的母亲？ 奥尔布赖特：在1959年毕业的女生中，已经有一部分人向往成为职业女性，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已经算是迈出第一步，尽管大多数同期毕业的女生还是认为我们应该成为可爱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在家里相夫教子。我最初是想当名记者，但因为我的丈夫也是记者，并且他的老板认为夫妻双方不适宜在同一家报社共事，所以我的愿望没能实现。此外，如果我在其他报社就职可能会对丈夫的事业有影响，所以我就彻底打消了做记者的念头。 杨澜：你是否犹豫过？ 奥尔布赖特：一分钟都没有犹豫，但后来我对自己说，“算了，我还是另谋高就吧”，当时我已经有孕在身，后来生下了一对孪生姐妹，产后不久我决定继续求学深造，和记者梦彻底告别。由于我一直对外交政策很感兴趣，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去做教授。 杨澜：仅仅因为您丈夫是记者您就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奥尔布赖特：是的。因为如果我做记者会对他的事业有影响，所以我选择了其他的职业。 杨澜：如果让您再做一次选择，您是否还会初衷不改？ 奥尔布赖特：也许我会有所改变，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未必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我想我还是个挺捧的国务卿。 杨澜：您用了整整13年的时间才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这其中一定很艰难，您为什么会那样执著？ 奥尔布赖特：那确实很艰难，我不得不在学业和家庭之间疲于应付，而且我家住在城外，离纽约及哥伦比亚大学有一小时的车程，我花了较长的时间修完规定课程、撰写毕业论文。实际上，由于我手头的事情很多，我无法完全集中精力在学业上，比方说我经常参加各类政治活动、参与学校董事会、志愿社团等各类志愿者服务。但就内心而言，我真的很想完成学业，因为我渴望取得学位。我在学业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因为我的孩子们正在成长，他们会仿效我的言行，我要让他们知道，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有始有终，做功课也俨然如此，没有什么其他借口，没有。在我看来，父母应该是孩子的榜样，我很高兴我最终取得了学位，因为那对我至关重要，使我有理由投身政界大显身手，我不再是家庭主妇玛德琳，我是奥尔布赖特博士。 杨澜：在公众看来，您是位意志坚强、头脑冷静的女性，那么在生活中，您是不是也会感到脆弱和困惑？ 奥尔布赖特：是的，特别是在我离婚之后，你知道我大学毕业才3天就结了婚，那时我刚22岁，一直以来我先是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而后住在学校的寝室里，再后来结婚成家，可以这么说，我从来都没有独自生活过，因此当我45岁离婚时，我感到举步维艰。 杨澜：你感到怨恨吗？ 奥尔布赖特：的确有点，但通过这件事，我的人生有了很大的转变。我学会了独立，并从此振作起来，如果我没有离婚，也许就当不上国务卿，我不敢肯定。 杨澜：为什么？ 奥尔布赖特：因为如果不离婚，我的生活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当我的女儿长大成人进入大学后，我的家庭负担减轻了不少。所以我可以有时间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事，我始终认为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事出有因的。 杨澜：回顾往事您是否认为您对工作的热情专注是导致婚姻失败的部分原因？ 奥尔布赖特：这个问题很复杂，说不清，我也不想去分析它，因为这无关紧要，事情既然发生了，就总会向好的方面发展。 杨澜：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政界，女性是不是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奥尔布赖特：一点不错，人们总是纳闷，怀疑你的决定是否正确。作为一个母亲，你偶尔会产生一种负疚感，一种女性与生俱来的负疚感。因为你不能确定是否花了足够的时间来陪伴孩子，在我刚开始工作时，最让我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很多女同胞会问我“你没能接孩子放学，不内疚吗”，“你为什么不陪孩子反而花这么多时间在工作上”，很多时候，女性在这方面的观点与男性有着惊人的一致。 杨澜：在您宣誓就任国务卿的那一天，您的3个女儿站在您身后，作为一个母亲，那个时刻对您有多重要？ 奥尔布赖特：事关重大，首先孩子们是我一生中最出色的成就。其次，我和孩子们的关系十分融洽，她们站在我身后支持我，我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那样的场景使人们感到我的孩子以我为荣，那个时刻对我来说的确意义非凡。无论男人在抚育孩子上的功劳多么杰出，女性的作用也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女性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神圣职责，并经常自问“你是否尽了力，做了你该做的”。 杨澜：您有几个外孙、外孙女？ 奥尔布赖特：5个。 杨澜：他们看到您上电视会有什么反应，大叫一声“外婆”？ 奥尔布赖特：他们会靠近电视，然后大声说“这是我外婆”。也许他们认为所有的外婆都能上电视，他们从小就习惯了，他们喜欢我工作的状态，他们可以经常去白宫，和克林顿总统一起拍照留念，这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但现在他们将开始了解什么是普通人的生活。 杨澜：形象对政治家很重要，特别是在媒体的眼里，有时候形象甚至比谈话内容本身传递出的信息更多，作为国务卿，您很在意您的穿着，旁人也同样很关注您的服饰，特别是您的胸针。最有名的故事是，有些伊拉克人称您是蛇一样的女人，您就干脆戴上个蛇形的胸针，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奥尔布赖特：那时我刚到联合国，我的一位前任金·帕特里克告诉我，‘人们会很注意您的穿着打扮’，所以我就有理由买新衣服，它也是我的收藏品之一，那个蛇形胸针我很早就有了。从那以后我觉得用胸针来表达自己的心情非常有趣，别的书好像还没有提到这一点，而我在我的书中则有描写，有机会的话大家不妨去看一下。 杨澜：看来您已经在为新书做促销了，那么您今天的胸针又可以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呢？ 奥尔布赖特：眼下正是春天，这是个珊瑚胸针，我觉得这是种“中国红”。 杨澜：作为一名女国务卿，您经常和世界各国的男性打交道，在这方面您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当您初次进行国际谈判的时候，别人有没有拿您不当回事？ 奥尔布赖特：我觉得大多数的外交部长都是老相识了，因为我们共同经历了很多事情。比如钱其琛副总理担任外长时我们关系不错，和现任的唐家璇部长也一样，我们共度愉快时光。在东盟会议间歇，我们还一起表演节目，由于我们共同参与了一系列高难度问题的决策，由于我们深知对方代表着各自国家的外交政策，我们互相尊重。至于优势，化妆应该算是女部长的一大优势，在你神情疲乏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化妆来掩饰。而男部长就不太方便那样做，更重要的是与人和谐相处的能力，其实你既可以态度友善，同时也坚持原则。 杨澜：在您任职期间最具有挑战性的使命是什么？ 奥尔布赖特：凡是要花大力气才能完成的使命都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比方说与伊拉克的谈判，我们和全世界打交道，提高非洲在美国外交上的重要性，与中国的关于贸易最惠国地位的谈判。很有趣的是我们对平壤的访问，寻求与朝鲜进一步改善关系。 杨澜：你和其他国家的女性领导人关系怎么样？ 奥尔布赖特：真的很不错，当我刚刚担任驻联合国大使的时候，我很想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女大使聚一聚，我不知道一共有几位，我只是想举行一次工作午餐，于是我让助手去安排，我到了我的住处，发现只有6位女来宾，而当时联合国一共有183个成员国，我们组成了一个小组，还自称为“G-7”，我们的关系很好，还在一起做了不少事情。 杨澜：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美关系有过多次起落，您怎样预计今后的发展？ 奥尔布赖特：各国应该积极投身到双边甚至多边的国际事务之中，因为解决这些国际事务越来越需要多国的参与，这些事务具体包括气候、能源、健康、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活动等，像中国这样重要的国家理应成为参与讨论的一分子。 杨澜：您到过中国几次？ 奥尔布赖特：数不清了，但肯定超过6次。我在入阁前就已经去过两次，在我的新书里我将对每次访华都有所描述，每次中国之行都让我感到乐趣多多、获益匪浅。 杨澜：在中国什么事情让您最感兴趣？ 奥尔布赖特：当然是和高层领导的会晤，我与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以及其他领导人的会谈都十分愉快，还有那雅致的庭院、湖畔的美景，令我流连忘返，我还向往去上海，我喜欢上海，因为那是座不同寻常的城市，而且可以代表中国的变化。1978年，我曾经去过那里，在两国关系正�；郧�，1999年又与克林顿总统造访中国。 杨澜：您曾经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说过，“对个人或一整代人而言，成功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是否具备判断力与抉择力，才是决定成功与否的最终因素”，那么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最至关重要的抉择是什么？ 奥尔布赖特：了解自己，尊重他人的理想，充分理解个人的力量足以改变世界。如果你只是随波逐流，那将注定以失败告终，只有下定决心、持之以恒才是最重要的。(本文由阳光卫视杨澜工作室供稿，本刊有删节) 摘自: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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