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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岚

　　也许是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的原因，也许是青年时受时代熏陶而树立的对国家对社会的使命感，也许是身为学者的本分，和别的同行不同，赵英一直关注着别人所忽略的研究领域，象国家安全这个领域就是这样。从一九九一年调到社科院起，在致力于中国工业发展和产业政策的研究的同时，他开始思考国家安全问题，连续出版的几本论著都引起很大反响。

　　深秋的一个午后，正在人民大学进修日语的赵英匆匆赶回他所任职的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一间陋室，一缕阳光，一杯清茶，我们轻松自如地聊着。他说，身为学者，首先是要做研究，而且要让你的研究对国家、社会发挥作用。我这一生，只想写几本书留给后人并且值得回味，就行了。

　　　　　　父为中国核工业做出重要贡献

　　谈赵英，不能不说说他的父亲赵敬璞。因为他对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赵英的成长和学术观点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赵敬璞是江苏徐州人，抗日战争期间，十八岁的他应同学之邀到山西参加革命，在薄一波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后来又到东北剿匪，南下广州。朝鲜战争爆发，他随彭德怀第一批渡过鸭绿江，一九五七年回国后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装甲兵系政委，后调到北京，任二机部九院党委书记、二机部副部长，一直负责核武器的研制，领导过多次核试验。

　　儿时的赵英，也跟着父母南北迁移。他生在沈阳，六岁时到哈尔滨，后到北京。那时他对父亲的工作并不知晓，只是到了父亲的晚年，才从父亲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一些。他充满崇敬地说，父亲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在他的身上，真正体现了那一代共产党人的风范。父亲公私分明，对国家机密守口如瓶，而且，严于律己到了苛刻的程度，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

　　赵英记得，自己从来没有因为私事坐过父亲的车，甚至连这样的念头也没有，也从来没有想过为自己的事情请父亲帮忙，就连他的母亲，在父亲的领导下工作，两次提级都被他拒绝了。

　　文革中的父亲，自然也没有逃过劫难，他被打成黑帮，在“牛棚”里关了两年。那时侯，赵英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狂热地投入这场运动，当红卫兵，受毛主席检阅，到处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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