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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世界日报》、《国际日报》等舆论认为，在领土问题上，世界各国都是寸土不让的，东方民族在此问题上更胜一筹。由于历史等多方原因，台湾至今未与大陆合二而一。在世界进入新世纪的今天，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共将会在新世纪初的头十年中，将这一"民族大业"彻底完成。

　　台湾问题至今未能很好解决，舆论认为简单讲主要是两个因素使然：一是岛内因素，一是美国因素，而美国因素在台湾问题上则更显复杂性。

　　八十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受过五次重大冲击。除了"六四事件"与中国使馆被炸之外，三次来自台湾，即李登辉访美、"两国论"、陈水扁上台。中方认为，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最大问题。中方不但要求美国坚持"三不"政策，而且要求美国明确支持中国统一。由于布什已明确表示过，两国是一种"竞争"关系，预料今后美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可能有所增加，它会利用台湾问题，采取既要"交往"，又想"遏制"的两手政策。然而，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不会改变的，这就要求中共具有更高远的战略眼光和更巧妙的策略手段，来处理好中美关系，最终解决台湾问题。

　　现代化建设是当今中国一项宏伟工程，泰国《中华日报》、马来西亚《光华日报》等指出，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调整结构问题的重要性已突显出来，它是中共新世纪头十年必然要解决好的一件大事。

　　舆论认为，在世界形势发生新变化时，如果不能重视本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提高发展水平，不注意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对产业的推动，就会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失去强大支撑。由于新世纪中国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在发展阶段、体制条件、外部环境等方面与以往相比有明显不同，故应确立两个基本目标，一是通过"升级型"调整和"适应型"调整，使中国经济在十年左右保持较快发展。二是通过调整中深层次问题，逐步形成能够对结构问题作出积极反应和调整的新机制。

　　《信报》和《广角镜》的评论说，目前中国主要存在八个方面的矛盾，即：产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品和生产能力结构、产业组织结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所有制结构。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首先应是在短缺经济结束、传统产业普遍供过于求的背景下进行的旨在形成结构调整新机制的调整；其次，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中国即将加入WTO的背景下进行的调整；再次，是在技术进步加速、正在对经济全局产生革命性影响的背景下进行的致力于技术结构升级的调整。它应包括三点：一是消费结构升级，二是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三是消除产业、企业和人员的进出障碍。这样，结构调整的完成才会使中国的经济建设产生一个质的飞跃。

　　近几年，尽管中国一再加大整治腐败，严惩贪官的力度，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相信，中共在新世纪初的几年内，将会更深入地实施反腐治贪政策，以保证国内各项改革能顺利进行，保持中共本身的领导力量不衰败。

　　《亚洲周刊》的综述说，由于大陆一些官员在整体上长期形成了"不怕法纪，只怕上司"的状况，常常置法于不顾，当法律机构调查贪官时，不少地方领导只向上申报，经过上级党委领导批示后，才能行动；或是领导人对各种举报信直接发出批示后，属下的有关机构才奉命组织审查；甚至有的地方还出现直接干预审判、量刑等等问题。

　　新世纪来临，在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时，中共应总结近几年反腐治贪的各种经验教训，充分认识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的重要性：政府要切实转变职能，加强对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的监督，力戒政府行为的利益驱动，从机制上切断权钱交易，政府财政要逐步向公共财政转变，从源头上清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镜报》杂志认为，全社会应建立法律至上的严明制度，时时事事依法用权，依法行政，依法管理，透明决策，强化监督制约机制，杜绝权力的违法滥用现象，形成人人怕违纪犯法的风气。这既是反腐治贪的根本措施，也是避免许多优秀精干官员受金钱美色等诱惑、纷纷堕落蜕变的可靠保障。该文相信，这较诸严打重判的效果会好得多。

　　该文认为，为强化反腐廉政建设，培养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中共正逐步采取高效率的公共服务和改善公务员制度，形成"凡进必考、竞争上岗、岗位轮换、激励机制、辞退制度、培训工作、回避制度"等。在整体上形成法制化的人事管理制度，将有利于中共在新世纪深化反腐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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