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6日电 香港《太阳报》今日刊载评论指，中日在“两强并列”格局下的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调适，较之当年的德法和解将显得更为艰难，若能从欧洲的智慧中领悟一些东西，那么本世纪的亚洲之路将可跃过乃至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弯路。
原文摘录如下：
中国总理温家宝访日前夕，对日本媒体发表谈话，呼吁安倍晋三不要参拜靖国神社，由此使温家宝访日前的中日历史问题再次引起人们关注。
两强并列调适艰难
考察、研究当前中日关系，有几个看似不同、但其实互有关联的切入口：一是就中日双边关系本身而言，其间包括中日近年历史上的种种恩恩怨怨，以及当代的种种战略冲突和未来的潜在利益互动；二是跳出中日关系本身的范畴，将中日关系置于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智慧发展阶段上予以审视，这些人类智慧的发展阶段，相当程度上就包含着欧洲智慧；三是将中日的百年恩怨放到近代中日在亚洲中心的互换天平上，更放到最近五百年东西方秩序的互换，以及在这其中，日本和中国作为亚洲现代化的两个先后重要国家，既面临位置和心理调适，同时又面临思想启蒙、精神梳理和现代化的艰难过程。
以上的三个切入口，不但涉及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层面，而且也涉及未来处理有关问题的思路；不但涉及中日关系的具体议题，而且也涉及覆盖具体议题时的整体思路；不但涉及中日两国面对双边关系时的策略和取向，而且更涉及中日两大民族在崛起期的思想史。
中日关系中的矛盾林林总总，但归纳起来无非是历史、现实和未来三大范畴。中日今天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与其说是一个外交问题，不如说更多的是日本民族对自身精神梳理不够彻底的问题。恰好过去几十年冷战格局和中日态势的不平衡，掩盖了这一点；但新世纪的中日“两强并列”格局，使中日双方都面临一个极其漫长和艰难的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调适过程。在这过程中，历史恩怨、现实矛盾和未来疑惑都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而战略手段往往成为最佳的手中武器。
必须承认，最近五百年东方衰败后逐渐崛起的过程中，日本是亚洲现代化的先驱，但它后来犯了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同样的错误，即以武力对外奴役和扩张，其原始根源在于“明治维新”阶段日本的思想史出了问题。“明治维新”时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早年曾为振兴大和民族不遗余力吶喊。但当他提出“脱亚入欧”时，“明治维新”阶段日本知识分子的迷茫已经可见一斑；一八九五年日本打败大清帝国时，晚年的福泽谕吉居然激动得热泪盈眶，这种迷茫更已蜕变为赤裸裸的帝国主义逻辑。
二战后，日本依然未能完成对自身民族精神世界的理性、彻底的梳理。这成为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与邻国不断发生冲突的终极根源，实际上也阻碍了日本在“正常国家”道路上与他国的良性互动。因此，中日在“两强并列”格局下的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调适，较之当年的德法和解将显得更为艰难。
吸取德法和解智慧
从人类智慧的进程上看，亚洲和欧洲处于两个不断的发展阶段：虽然欧洲的历史较亚洲更短，但就过去千年其内部冲突的密集程度而言，欧洲无疑超过亚洲。
因此，一九四五年千年烽火连绵之后，欧洲人终于绚烂归于平淡，认识到只有将民族和国家利益置于地区利益之下，欧洲才能赢得长久的和平。而亚洲地区目前的认知水平，颇为类似上世纪二十年代欧洲的水平，但这不等于本世纪的亚洲要重复欧洲上世纪的路程。
相反，若亚洲能从欧洲的智慧中领悟一些东西，那么本世纪的亚洲之路将可跃过乃至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