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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今年，全球与艾滋病的抗争跨过了25年的艰难岁月。在与《中国新闻周刊》的对话中，全球防控艾滋病的领军人物皮澳特坦言：在艾滋病防控方面，中国变化巨大，成果显著，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刊特约撰稿/朱焱

　　9月12日，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执行主任彼得·皮澳特结束了六天的中国之行。此行的目的是进一步推动中国全民防控艾滋病工作，并鼓励民间团体和企业的积极参与。皮澳特首先在贵州访问三天，参观了戒毒和预防吸毒人群感染艾滋病的设施。在北京，他走进建筑工地和中学校园，并出席了世界经济论坛中国企业峰会。

　　现年57岁的皮澳特是比利时人。1976年，身为医学博士的他与同事合作发现了埃博拉病毒。1991年，皮澳特出任国际艾滋病协会主席，1994年底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

　　虽然此前曾经十多次访华，但皮澳特此次的行程仍然十分紧凑。在众多国内外记者的追随之下，坐而论道式的访谈几乎不可能。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乌拉先生的帮助下，记者坐进了皮澳特的专车，随他从北京东四环外的一个建筑工地转战西北三环外的人大附中，于是就有了40分钟面对面的交谈。

　　“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率较低，只有0.05%，非洲很多国家都是双位数。中国的感染者和病人约有65万，而印度有500多万。你认为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有多大呢？

　　皮澳特：今天没问题，不意味着明天没问题。人是性活跃的动物，这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性行为是艾滋病毒传播的最主要方式。因此，中国必须进行选择，就像口号说的那样：要么现在行动，要么日后付出代价(act now, or pay later)。10年前，印度和南非的感染者很少，但他们当时无所作为，现在就出现了数以百万的感染者。中国目前面临相似的问题：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民众的防艾意识不足，这犹如酝酿疫情流行的鸡尾酒。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说过“艾滋病必然涉及性和毒品，这在任何社会都是敏感问题”，你认为中国对这些敏感问题处理得怎么样？

　　皮澳特：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曾经有很长时间，在中国人们不承认这些问题。但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领导人态度开明、领导有力。现在，大家公开谈论性，阻止性传播途径的预防项目也应运而生，针对建筑工人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就是其中一例。

　　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对付艾滋病就要处理社会中的矛盾。比如，卖淫现象很有可能成为传播艾滋病毒的主要源头。所以我们必须帮助“性工作者”，面对现实，确保宾馆和娱乐场所的安全套供应。

　　毒品是个大难题，世界上哪儿都一样。吸毒现象在中国有增长趋势，尤其是在西南地区。我们一方面要遵守法律，一方面要帮助静脉注射毒品的人员。去年，温家宝总理曾经对我说，不歧视吸毒人群，要有耐心。

　　我在贵州参观了美沙酮替代毒品的治疗中心，吸毒者可以口服美沙酮，以逐步摆脱对海洛因的依赖。这是防止传播艾滋病毒的好办法。政府的政策是好的，比如年初颁布的《遏止与预防艾滋病行动计划》和《艾滋病防治条例》。但是，法规的落实更重要，而这正是问题所在。我认为，高层领导人应该经常提醒各级政府尊重、履行国家制定的艾滋病政策。UNAIDS一直在与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合作，解决法律和现实中的矛盾。

　　 “防控艾滋病需要NGO的参与”

　　中国新闻周刊：UNAIDS不久前发表的《2006全球艾滋病疫情报告》称，公民社会在全球抗艾中具有基础性作用。但是不少国家的非政府组织(NGO)并不发达。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皮澳特：25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在防控艾滋病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靠它协调资金安排、政策制定、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等各领域的工作。但是，政府不可能接触所有人，所以出现了公民社会存在的空间。如果没有感染者、吸毒者和男同性恋者等高危人群的参与，将无法控制艾滋病疫情。

　　前些年，中国还没有艾滋病感染者的组织，但现在的发展空间很大。中国这几年经济发展迅猛，这是各方面力量的综合表现。防控艾滋病也是一样，需要百花齐放。比如，由于药物治疗有副作用，不少感染者难以坚持服药。中国的经验证明，感染者组织十分有效地帮助了其他感染者坚持服药，这是公民社会参与防控艾滋病的成功范例。

　　中国新闻周刊：一些医学专业人士认为，在防控艾滋病方面，政府的工作更有效。相比而言，非政府组织以个体为基础，网络不发达，而且资金滥用现象也时有发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皮澳特：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双方都应该有用武之地。政府机构分布广泛的确是优势，但是，感染者之间的关怀和咨询是医生力所不能及的。政府人员有权威性，但是缺乏亲身体验，感染者对其可能缺乏信任。边缘化群体对政府尤其抱有怀疑态度，他们会认为接近政府可能意味着坐牢。所以，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可以相互补充。在任何国家，政府和非政府之间都有不同程度的紧张状态，这是很普遍的。

　　我可以举个中国的成功范例：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是合法检测机构，有些地方的男同性恋组织和疾控中心开展合作，保证自愿检测的顺利进行和检测前后的充分咨询。UNAIDS正在搜集数据，力争向世界推广中国的成功经验。

　　“防控艾滋病不是阶段性的，要持之以恒”

　　中国新闻周刊：近几年来，国际社会大幅度增加了防控艾滋病投入。如何合理、有效使用资金并杜绝腐败现象的增长？

　　皮澳特：第一，防控艾滋病需要钱。今年全世界需要150亿美元，但只筹到90亿，钱不够用；第二，钱要有效使用，花在看得见成效的地方。就中国来说，要保证钱花到容易感染的人群中，比如吸毒者、建筑工人、性工作者和年轻人。同时，还要保证不搞重复建设。我们为出资方提供援助项目和地点分布建议，并帮助他们拓展成功经验和避免失败教训。UNAIDS的内部口号是：让资金为一线的人服务；第三，不同的出资方条件不同，就像有人想买黄色的车，有人想买红色的。但是，拿主意的应该是受援助国，不管最后买了什么颜色的车，一定要保证都能在路上朝一个方向跑。从根本上讲，防控艾滋病应该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一部分，国家应该自筹资金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泰国是艾滋病防控的成功范例，但是最近几年疫情有反弹的势头。中国如何学习泰国的成功经验并汲取其教训呢？

　　皮澳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首先，对性应该有一个开明的态度，不谈论性就无法防控艾滋病。泰国的开明态度和“百分之百安全套”项目的推广意味着艾滋病可防可控；第二，泰国有些自满了，他们认为成功了，问题已经解决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每天都有年轻人加入性活跃群体，这是成长的一部分。预防艾滋病是一辈子的事，永远的事；第三，泰国忽略了几个群体，比如年轻人、从丈夫那里感染了病毒的女性、还有静脉注射毒品人群。

　　现在，中国在静脉注射毒品人群中的艾滋病预防工作比泰国先进得多，清洁针具交换项目和美沙酮替代治疗都在推广，而这些措施在曼谷仍然违法。在泰国大学生中，婚前性行为和性伙伴数量在增长，但是安全套的使用并没有普及。由于“百分之百安全套”项目针对商业性行为，年轻人认为安全套是为性工作者准备的，与自己无关。目前，中国部分地区正在推广泰国的“百分之百安全套”项目的前期成功经验。有必要提醒的是，安全套的推广不应该只限制于商业性行为和娱乐场所。应该在年轻人中树立这样的观念：我信任你，但我们还是要使用安全套。

　　总之，防控艾滋病不是阶段性的，要持之以恒。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