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中新网4月28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4月28日发表署名文章《中西风波渐过：深层问题再思考》指出，由西藏问题和北京奥运而引发的中西官方和民间情绪对立，随着一系列欧洲官员、特使的访华和中国官方传媒的出面干预，稍有缓和迹象。但风波渐过，其实正是中西双方人们静下心来，对一些深层问题进行反思的时候。
文章摘录如下：
法国方面接连派遣特使访华，从策略层面上显示，中法双方都不希望双边关系因此次风波而受到损害。对法国来说，中国是其巨大的市场和合作伙伴；对中国来说，法国今年下半年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其间正值北京奥运，因此中国也希望法国能发挥正面作用。
从战略角度看，虽然近年美欧趋于接近，但欧洲对中国而言，始终是其平衡美国影响的重要伙伴，对平衡未来国际秩序也有相当的影响力。
从此次中西风波的情况来看，其间一个深刻的教训或启示是，双方有必要将一系列问题予以分开处理，这样才能避免将各种不同的情绪混为一谈。首先，双方都必须将政治分歧与民间情绪予以分开。用中国官方的语言来说，西藏风波背后有一部分海外敌对势力的影子；但除此之外，中国与西方在官方层面面临的，主要是微妙的探索与磨合。
从民间情绪来说，如笔者在之前的评论中所分析，双方更是揉合了种种复杂的情绪：西方有数百年东西秩序倾斜而导致的傲慢与偏见，也有对中国的误解，以及随着中国迅速崛起的心理调适；中国对风波显示了正义回应的同时，也凸现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自身策略的不当以及在体制深层的一些问题。
因此，套用一句西方的谚语，处理中西冲突时必须“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将西方和中国的问题和情绪分开予以审视和处理。而恰恰在这方面，最近在中西双方都出现两个不甚健康的现象：一、因风波而拒斥对方整体；二、因对方问题而拒绝反思自己。
以前者而言，中西风波爆发后，无论是西方还是中方的部分人士，都似乎有意无意地将对方作为一个整体予以拒斥，而忽略了其中从官方到民间各种不同的范畴、倾向和相应的沟通空间。以后者而言，双方的人们此次都显示出一定情绪化。
西方一味抓住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政治体制的深层问题，来回避其自身的文化傲慢和偏见；而中国的某些人则抓住西方的问题，有意无意地试图为自身的问题开脱，并继而拒斥西方的整体价值观。
这些不健康的趋势不但无助于解决分歧，而且也不利于未来中西双方的各自提升和交往。如笔者在之前的的评论中所述，西方的人们必须思考几个问题：面对中国和西藏，西方多年的的批判主义的实证主义传统何以轻易让位于情绪化的简单思维？面对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西方的心理位置如何调适？
同样，对中国的人们来说，也须思考几个问题：一、迅速崛起下的中国民间，是自信与悲情的结合，未来将走向何方？二、中国体制深层的问题如何解决？三、中国与西方未来的心理位置如何调适？
如何研判中国的民族主义？
就目前而言，有一个问题似乎已经共同提到双方人们的面前，即如何研判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最近十年，继1998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2005年的中日民间风潮之后，这次是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又一次爆发。无论是西方舆论还是中国自身，都十分关心中国民族主义走向何方的问题。
笔者认为，判断中国民族主义未来走向，必须首先考察其来历和性质。如前所述，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主要来自于历史悲情，再加上崛起期的自信逐渐增强；关键是，这种历史悲情能否得到理性处理而成为振奋民族精神有效动力，同时崛起期的自信不至于演变成为一种对西方的集体傲慢。
现阶段的中国民族主义，存在以下四个特点：一、表面进攻，内在自卫；二、表面拒斥西方，实则渴望获得西方认可；三、表面理念清晰，实则内在迷茫；四、表面自信乃至傲慢，实则尚缺乏成熟。
一言以蔽之，中国现阶段的民族主义是中国民间从迷茫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其间伴随有某些由外力催生的情绪激荡和内心不成熟导致的非理性；但就本质而言，中国国民性格自古以来的特征仍一以贯之，即善良和不具进攻性。
19世纪末的中国文化名人辜鸿铭在其《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曾将中国的民族性格归纳为深沉、博大、淳朴三大范畴，这在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中仍依稀可见。
但对中国国民而言，如何尽快走出迷茫的困境，逐步走向健康自信的境界，尚需许多努力。(邱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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