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8日电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宏安信律师事务所对经济类案件研究颇深的李文涛律师提供了一份近期针对中国制造产品反倾销案的不完全名单，名单显示，包括女式内衣、玻璃水杯、电烫斗、鞋类产品、过硫酸盐、无缝钢管等等一系列中国产品正在不同国家地区处于立案阶段，而花岗岩、冷冻和罐装暖水虾等产品已经处于反倾销终裁阶段。李文涛透露，中国已成为世界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针对中国制造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数量居全球反倾销调查案件总量首位，约占全球反倾销调查的七分之一。
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协会首席法律顾问潘志恒把我国制造产品频遭反倾销调查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企业间无序竞争、彼此拆台，令压价出口情况普遍存在；二是政府职能转接不畅，致使行业管理混乱，他表示，政府没有把出口管理或审核权下放给行业协会，协会便不能对违反行业整体利益的出口企业作出惩罚。
中国自身的经济特点，令国内的出口企业容易成为国外有目的地运用这一政治工具的目标。各方面资料都显示，中国在劳动力、原材料方面享有巨大的比较优势，令出口产品价格优势明显；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规模小、数量多、外部竞争环境恶劣，缺乏整合能力，也缺乏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令产品附加值低，竞争手段只能单一依赖价格。
与此同时，中国承接了大量外来直接投资，同时也承接了发达国家制造业大转移，令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和“世界工厂”，必然令中国出口量相当可观。
种种因素的累积，令中国制造产品频频“触雷”。作为中国外贸的重要窗口，广交会可说是众多国内企业“触雷”经历的见证人。例如2004年美国终裁后决定对中国输出的木制卧室家具收取198%的反倾销税，当届广交会上于家具展区出现的美国采购商数量便较往届大幅减少。
为了规避高昂的反倾销税率，不少国内企业纷纷另寻“出路”，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别国。
然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院长许罗丹教授却认为，目前提出的一些解决反倾销问题的方法，例如争取行业或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其他新兴国家等，都各有弊端。她指出，如要争取市场经济地位，是要以中国的外交利益与政治利益作为代价的，这里面牵涉的因素太多；而将生产基地转移，则是一种过于天真的想法，这等于要求中国企业把国内的制造业市场拱手相让，而且“走出去”战略的风险也肯定高于在国内市场经营企业。
许罗丹表示，中国制造业不能再单纯依靠价格战在世界市场生存下去，而解决之道则要回归到劳工标准问题，只有提高劳工标准，树立企业社会责任感，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际上对中国企业的不佳印象。
而欧中联合商会秘书长王海曦则表示，虽然有统计指出，中国企业的涉外投资目前只有约3%能成功融入当地市场，但这是种值得鼓励的尝试，中国企业不应该因为害怕失败而裹足不前。
潘志恒指出，目前有不少行业协会组织，作用仅仅局限于提供进出口培训等初级服务。在他看来，行业协会负有教育旗下成员的责任。行业协会必须要让成员企业明白，靠价格战来扩大自己在国外市场的份额，未必是最佳选择。他举例说，日本企业的制造产品可能只占国外市场20%左右的份额，然而他们却拥有较高的利润。他认为，这是日本企业为保障行业利润率，宁愿让产品在市场上保持相对稀缺的状态，这值得中国企业警醒和参考。
作为替代，在行业协会相关职能缺位的今天，越来越多企业在面对行业反倾销诉讼时，选择组成反倾销联盟，共同应对费时费力而耗资巨大的调查诉讼过程。作为罗非鱼协会为防范国外反倾销指控而聘请的专业法律顾问之一，李文涛认为这是在中国已经成为反倾销最大受害国的宏观背景下，一个非常有积极意义的探索。
但李文涛同时指出，目前中国企业应诉反倾销案件时，遭遇超过九成的败诉率。个中原因很复杂。虽然现在有越来越多企业或整个行业被推到反倾销的台前，但国内尚未形成权威的应诉主体，组织松弛，应诉率非常低。大部分企业一旦被调查、指控，他们首先希望的是行业内的大企业代为出头，而更小的企业甚至完全不应诉，这就是目前国内反倾销应诉的现状。这种态度直接导致中国企业在反倾销案件中应诉率低、胜诉率低的“双低”问题。
而对于反倾销预警机制，李文涛表示，目前真正重视该机制的企业很有限，但也有一些行业企业正逐渐重视预警机制构建。罗非鱼养殖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这种海鱼在西餐中很常见。目前中国的罗非鱼出口占国际总供应量约七成。近年来，多家从事罗非鱼出口的企业共同成立了罗非鱼协会，聘请专业的律师事务所来进行国际市场反倾销情况的分析、调查，以及跟进行业贸易数据和整体贸易情况。这样企业可以获得国外相关养殖行业的现状、相关产品价格指标等即时信息。虽然目前，该行业还未遭遇到反倾销问题，他认为建立预警机制这种前瞻性的做法，对于将来企业万一涉及反倾销问题时，对提高其抗风险能力方面非常有帮助。(覃羿彬 陈薇）
